7 贯穿七十余年的几条线索

7.1 锚的轮回:由内到外,再由外返内

把五个阶段连起来看,人民币的底子走过了这样一条路:

• 起初系于本国的物资——粮棉布煤,看得见、摸得着;
• 然后系于本国的信贷——随着贷款流出,却缺少约束;
• 经过法律立界之后,系于外汇——美元流进来,人民币发出去;
• 外汇退潮之后,回到本国——银行的优质资产,国家的信用。

这是一个由内到外、再由外返内的过程。老子先生说"反者道之动",事物的运行往往会回返。但这次回返不是简单地回到原点:起点的"内"是有形的物资,终点的"内"是无形的国家信用和未来的生产能力。《系辞》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每一次变化都是因为原来的路走到了尽头:物资本位撑不起改革后的经济规模,信贷扩张压不住通胀的反复,外汇占款扛不住外部环境的转变。每一次变,都是为了找一个能长久的底子。

7.2 口子开在哪里,决定了钱先流到哪里

不同时期,新发的钱首先流向的领域很不一样:

孔子先生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货币发行看起来是一个总量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分配问题。钱从哪个口子出来、先到谁手里,决定了价格先在哪里上涨、谁先受益、谁后承担。近年来结构性工具越来越多,正是想让口子开得更准一些,让"损有馀而补不足"多一点,让"损不足以奉有馀"少一点。

但结构性工具也有局限。口子开得太多、太细,央行就会背上本应由财政和市场来做的选择,也可能催生新的"冲基数"式的套利。怎样既能"补不足",又不退回到"察察"之政,是今后仍要面对的问题。

7.3 财政与货币的边界:一条反复被重画的线

从计划时期的财政透支,到1995年法律明令禁止,到1998年和2007年的特别国债,再到2024年以后的国债买卖,财政与央行之间的这条线,七十多年里被反复重画。

总的规律是:直接透支被堵得越来越死,间接配合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制度化。这条线的意义,在单穆公先生那里就已经说清楚了——钱一旦被用来填府库的窟窿,就会"民失其资","乏则将厚取于民";而钱用来"振救民",用来应对天灾和危机,就是正当的。今天判断一项财政与货币的配合是否得当,也可以用这把老尺子去量:它是在帮百姓渡过难关、扩大生产,还是在替财政逃避收支的纪律?

7.4 检与发:逆周期的老道理

孟子先生的"检"与"发",老子先生的"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荀子先生的"时斟酌焉",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多则收,少则放,随时调节。

七十多年里,"检"的例子有六十年代初的高价商品回笼、1988年和1993年之后的紧缩整顿、外汇占款时期的提准和央票;"发"的例子有1998年的降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宽松、2020年的抗疫专项工具、近年的连续降准降息。

难的不是道理,而是时机。单穆公先生说过一段很精到的话:

夫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

有的准备要在灾难到来之前做好,有的要等灾难来了再去补救,两者不能混淆。该提前而不准备,叫懈怠;该稍后却抢先动手,叫招灾。货币政策常被批评"行动太晚"或者"用力过猛",本质上都是在"可先""可后"的分寸上失了准。大跃进时的超发、1984年底的冲基数,是不该放时抢着放,属于"可后而先之";而流动性危机中反应迟缓,则是"可先而不备"。

7.5 信:一切发行机制的最后根基

不论钱的底子是物资、外汇还是国债,不论口子开在哪里、闸门怎样设计,货币最终靠的都是一个"信"字。

人民币诞生之初,用物资去支撑它的信;后来用折实储蓄、保值储蓄去修补它的信;用法律划界去守护它的信;用外汇储备去壮大它的信;今天则用清晰的政策框架、严格的财政纪律和本国经济的生产能力去承载它的信。

孔子先生说"民无信不立",即便"去食",信也不能去。人民币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去食存信"的历史:从必须靠粮棉撑腰,到完全靠信用流通。信用越是成为唯一的支撑,就越需要小心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