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丧”指父母去世后持续三年的居丧制度与哀悼实践。先秦礼制中的“三年”通常按丧服、居处、饮食和职事等阶段计算，并不只是现代日历的整整三百六十五乘三日。它既是公共礼法，也是亲子情感的表达：居丧者减衣食、处丧居、停止部分娱乐和职务，以身体和时间显示哀痛与报恩。

关于具体制度，《仪礼·丧服》及《礼记》保存了较完整的丧服分类，但这些文本成书层次复杂，不能把后世定本所有细节直接归给孔子。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面对宰我质疑，重点先讨论“心安”与报亲之情；孟子、荀子又从礼俗和社会秩序补充不同论证。

宰我认为三年之丧过长，担心礼坏乐崩，问一年是否足够。孔子没有先列制度条文，而反问：父母去世后，子女若一年便食稻衣锦，内心能安吗？宰我答“安”，孔子遂说“予之不仁也”，并指出幼儿出生三年才能离开父母怀抱，所以成人以三年报之。论证的重心是养育之恩与内心真实，而非单纯服从旧俗。

孟子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并以滕国君臣实行丧礼说明礼制可以在政治中恢复。他还说君子“居丧，未有得免于哀戚者”，表明哀戚不是表面演给旁人看。居丧期间的哭泣、饮食、居处和职务安排，把不可见的悲痛转化为共同可识的节文，使家庭与社会都能承认死亡造成的关系断裂。

孔子把三年之丧放在孝与仁的连续关系中。丧亲不是机械延长痛苦，而是让子女以长期节制回应父母长期养育；因此，若未到三年便恢复奢华生活，便显示情感尚未安顿。孔子同时承认礼要有节度，讨论宰我之问正说明丧礼不是不可理解的禁忌，而须能说出其所以然。

孟子更强调三年之丧的普遍性和政治意义。他批评墨家薄葬等主张割裂亲亲之恩，认为丧服、哭泣和居处是人人可以体认的恻隐与报恩之文。孟子的论述仍承认贫富、贵贱和实际事务需要权衡，故并非主张不顾生计地一律加重丧制。

荀子从礼论说明丧礼如何节制情感、安顿群体。他说礼“使生有以养，死有以葬，葬有以祭”，丧礼既让哀痛得到充分表达，也防止悲痛无度而破坏生者职责。荀子更重丧服等差、期限和名分的制度化。三家共同承认亲亲与报恩，孔子重心安，孟子重普遍义理，荀子重节文与秩序。

三年之丧与“孝”密切，却不能把孝缩减为服丧年限。孝还包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以及日常敬亲；丧期是其中最集中、最艰难的阶段。它也与“慎终”相连：认真送别死者，是承认亲属关系和生命记忆需要公共仪式保存。

丧礼还显示礼与情的互补。没有哀戚，长达三年的服制可能沦为空壳；没有节文，个人悲痛又可能无从安顿，甚至妨碍生者继续承担责任。先秦儒家并非把情感和制度二选一，而是用礼使悲痛有边界、有次序，并容许在贫困、疾病和职事压力下作合宜权衡。

汉代以后，三年之丧被纳入经学、官制和孝治话语，历代对官员守制、夺情与丧服细节多有争论。宋明儒者又从天理、亲亲和心性解释其道德根据。现代社会虽有变化，先秦材料仍显示丧礼是以时间、身体和共同仪式承认亲恩与死亡的文化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