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论是孟子关于人性的主张：每个人的心性中都有趋向仁义礼智的内在端绪，因此人人具有成德的可能与责任。“性善论”是后世概括性的名称；《孟子·滕文公上》已明确记载“孟子道性善”，而其论证主要集中在《告子上》《公孙丑上》《尽心上》等篇。这里的“性”指人所禀有、足以说明其为人的根本倾向，“善”则以仁义礼智等道德价值为内容。

性善不等于人生来就是行为完美的圣人，也不等于欲望和环境天然不会引人作恶。孟子承认人可能相去倍蓰，也反复讨论“放其良心”、陷溺与失养。所谓善，首先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的可善性及其真实开端。若把性善理解为一切现实行为都善，就无法说明孟子为何如此重视求放心、存心养性与扩充四端。

《孟子·告子上》保存了告子与孟子的多轮论辩，但告子的思想主要经论敌转述，是否完整呈现其原说，须保持谨慎。告子曾以杞柳与桮棬比喻性和义，又以湍水可东可西说明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他还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倾向从生命欲求或未定方向理解性。孟子反驳说，若制作器物必须戕贼杞柳，便不能据此说明仁义出于人性；水虽可被外力激上高处，就其自然趋势仍向下。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不是说人不受外力，而是区分自身趋势与外在情势。水可被搏激逆行，人也可在饥馑、暴政、习染中为不善，但不能因此断言善完全来自外部加工。这个比喻的论证力和限度都很清楚：它用共同倾向说明人皆可善，却没有否认个体处境、习惯和选择造成巨大差异。

告子之说不宜简单贴成“性恶”。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以及荀子的性恶，各有不同论证。孟子面对的是战国时期“性”与仁义关系的多种解释，性善论正是在争辩中形成其清晰边界。

孟子最著名的正面论证是“四端”。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会有怵惕恻隐之心；这种反应并非为了结交孺子父母、求取乡党声誉，也不是厌恶呼救声，因而显示道德关切并非全由利害计算产生。孟子由此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分别是仁、义、礼、智之端。“端”兼有开端、端绪之意，像火初燃、泉初达，微小而真实。

孺子入井的例子不是要证明每个人每次都会采取同样行动，而是揭示人在利害盘算之前能够发生不忍反应。由这种可共同体认的经验，孟子论证善端属于人的普遍禀赋；至于能否救助、如何救助，仍受能力、处境和后续判断影响。

《告子上》另一段更直接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皆为人所有，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固有”并不意味着无需学习。四心会被忽略、压抑，也需要在复杂情境中经由思与学形成稳定判断。外在礼教的合理作用不是把陌生德性强灌入人，而是唤醒、引导并成就已有的善端。

四端还把伦理与政治接通。既然君主与常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就能推行“不忍人之政”。由眼前恻隐到保民而王，中间必须经过制度性的扩充；仅有一时感动而无持久政事，不能称为仁政。性善因此既说明个人可学为善，也为政治责任提供人性根据。

性善论的工夫可概括为保存、反求和扩充。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求并非从外界取得一件陌生之物，而是使被遮蔽的本心重新显现。他又以牛山之木受斧斤砍伐、牛羊放牧为喻，说明反复伤害会使善端近乎不见；夜气仍有所恢复，则表示其根未必尽失。环境重要，却不能替代主体反省。

扩充不是单纯增加情感强度，而是把当下一念之善推到相关对象与行动。见牛觳觫而不忍，可推知对百姓疾苦亦当不忍；亲亲之情可推向仁民。其间需要辨别、持志和持续实践。孟子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把充分实现道德之心与知性、知天相连，但这是一条修养进路，不应误读成未经工夫便已全知全能。

对作恶的解释也由此展开：有人因物欲、习染、困乏或自暴自弃而“舍”其心，不是因为人性另有必然向恶的本质。性善既赋予信心，也加重责任；若善端全由外部制造，个人可以把失败尽归制度，若善端本有，则失养与不扩充都需要反省。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承认人性有共同基础，并重视后天习染，但《论语》没有提出一套明确的“性善论”。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因而可说孟子承续孔门成德关怀并作出人性论发展，却不宜把成熟的四端学说逐字归给孔子。

孟子的独特处，是把仁义礼智的根置于人人可经验的不忍、羞恶、辞让与是非之心，同时保留修养与环境的作用。人之所以能受教，不只是可被塑造，更因为教育能够顺其善端而扩充。圣人与常人的根本禀赋相通，差别在能否保存、反求并充分实现。

荀子则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在其语境中主要指人为、作为，不只是现代汉语所谓虚假。荀子把好利、疾恶、耳目声色之欲归于性，认为若顺而不节会导致争夺，善须由师法、礼义与积习成就。他并未否认人能够为善，争点在善是否本具于性、礼义从何而来。孟子由善端说明教化何以可能，荀子由欲望冲突说明教化何以必要；二者同重成德，却在人性命名与道德起源上形成鲜明分歧。

汉代以后，孟子地位渐升，性善与性恶、性有善有恶等说持续并论；宋代儒者又把性善纳入心、性、理、气的体系，并围绕本然与气质展开解释。这些理论深化了问题，也改变了概念框架。理解先秦性善论，应先回到孟子与告子、荀子的论辩，抓住善端、扩充和失养，而不以后世术语代替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