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

总说一节，须一句一句地掰开。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先说这个"赜"字。它在任何字书里都是一个僻字，在古书中也是——先秦典籍中，几乎只在《系辞》里见到它。赜者，幽深难见也，杂而藏也。天下的事物，表面纹理万端，底下机缄暗运，纠结缠绕，深不可指——这个说不上来、又分明在那里的东西，便是赜。圣人见到了它。可是见到之后怎么办？直说是不能的：至赜之物，本无平直的说法，一落言诠便走了样。于是圣人不说，而"拟"——拟者，比拟、摹拟、揣度而近之也。不把那幽深之物拖到光天化日之下，而是照着它的形容，比出一个像它的样子来；又"象其物宜"，按各物之所宜，给它一个恰如其分的形象。这样得出来的东西，就叫"象"。八卦是象，六十四卦是象，卦中一切龙马鹤茅，皆是象。本传下篇自己作过解人："象也者，像也。"一字之训，最见分寸：像者，似之而已；似则不即不离，留有余地，读者可以各以其时、各以其事去遇它。象不是定义，是摹写；不是判词，是肖像。肖像的好处，在于它不肯把话说死：说死了，赜就跑了。顺带说一句译事：遇着"赜"这样的字，不必强求一个圆熟现成的对应词，宁可让它在目标语言里也保有几分生涩幽奇——一个太顺口的译名，会把这个字里的深黑磨成浅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赜是静处的深，动是行处的变。天下之动，纷纷万绪，圣人如何观之？观其"会通"。会者，众理之所聚；通者，一路之可行。万变之中，自有脉络交会之处、窒碍可通之路，如水有津渡，山有关隘。庄子先生笔下那位解牛的庖丁，说得最亲切，《庄子·养生主》记他的话："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牛身千筋百节，刀子却只从那本来就空着的地方走——那空着的地方，便是会通。观得会通，然后"以行其典礼"：在变动中立起常度，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又系之以辞，断其吉凶。这样得出来的东西，叫作"爻"。本传下篇说："爻也者，效此者也。"爻者效也，效天下之动，如影之效形，如响之效声。象摹其赜，爻效其动；一静一动，《易》之能事，尽于这两件。

接下来两句，是夫子替《易》的文字作保：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说天下最幽深的东西，却不使人生厌憎；说天下最纷纭的变动，却丝毫不乱。这两句，凡操译笔者读来，当有切肤之感。天下的书，说浅事易讨好，说深事最难不惹人厌——深话说得晦涩，读者恶其艰涩；深话说得轻滑，识者恶其虚伪。说变动也有两失：怕乱而删繁就简，是以死驭生；随变而枝蔓横生，是以乱写乱。《易》之象辞，说的是至赜至动，却简净从容，玩之不厌，理之不乱，这是文字的极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仲尼之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易》之辞所以能行三千年而至于今日，正因为它既有其实，又有其文；凡欲为之移译者，也须在"不可恶""不可乱"六字上讨生活。

于是逼出全节的归结，也是全章的眼目：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请注意这里主语的暗换。前文说的是圣人作《易》：拟诸形容而成象，观其会通而成爻。这两句却忽然说到了用《易》的人：拟之而后言——话不是脱口而出的，先放在心里，与象相拟相较，度其可否，然后出口；议之而后动——事不是拔脚就做的，先与辞相商相议，酌其吉凶，然后举足。圣人作《易》用了怎样的慎重，君子用《易》便当用怎样的慎重；作时是拟议，用时还是拟议。而末句"拟议以成其变化"最可深味：变化不是拟议的敌人，倒是拟议的果实。世人常以为，慎重是迟钝，斟酌是不化；殊不知不曾拟议的动，只是乱动，成不了"化"——唯有拟之议之、如量而发的言动，才真能与时偕行，成其变化。水行山间，遇石而折，遇壑而潴，看似处处受限，正因处处如量，所以能行千里而不竭。拟议之于变化，犹河道之于河水：河道愈审，河水愈活。

细想起来，"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简直也是译者的座右铭。译事的日课不正是如此么？先"拟"：把原文放在心头，比其形容，象其物宜，在目标语言里摹出一个像它的影子；再"议"：与那影子反复商量，斟酌轻重，试了又改，改了又试；然后才落笔——落笔便是"动"。一部译稿，就是千万次拟议积成的变化。庄子先生说，《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拟议到了熟处，原文的言可忘，而意已渡到新的言里去了——这是译事的化境，也是"拟议以成其变化"最切近的注脚。

总说至此。以下夫子举七爻为例，示人以拟议之法。七爻的卦分属中孚、同人、大过、谦、乾、节、解，看似随手拈来，细读却见血脉：一言慎言，二言同心，三言慎藉，四言谦退，五言知止，六言慎密，七言称位——七条叮咛，环环相扣，说来说去，只是教人把一个"慎"字，用到言行的枢机上去。我们一节一节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