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忧患之世与作易之心

（一）两个问句的分量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传文以问句出之，而不径直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郑重。《系辞》作者论《易》之起源，凡有数处：或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是推其画卦之始于邃古；或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明指重卦系辞之世于殷周之际。本章所谓「中古」，正与「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相应。八卦之画，可以上溯于包牺；而《易》之所以「兴」——之所以由卜筮之器一变而为忧患之书、进德之典——则在中古，在文王与纣之事。

「兴」字当细味。兴者，起也，盛也，亦感发也。《诗》有六义，其一曰兴；孔子曰「诗可以兴」，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不是简单的产生，而是一种由感而发、由微而著的振起。《易》之「兴」，意味着《易》在中古之世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卦画依旧，而观卦画之心已不同；吉凶依旧，而问吉凶之意已不同。使《易》兴起来的那个动力，传文一语道破——忧患。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一问尤可玩味。它不说作《易》者遭遇了忧患，而说作《易》者「有」忧患。遭遇是外来的，「有」则是内在的持守。忧患临身，人人所同；把忧患存于心中，转为德慧，则非常人所能。《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操心危、虑患深而后达，这正是「有忧患」三字的注脚。忧患不是作《易》者的不幸，而是作《易》者的资粮；《易》不是忧患的哀鸣，而是忧患的升华。

（二）中古者何世：文王与纣之事

中古指何时？传文自答于后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殷末周初，正是天命翻覆、人事剧变之世。《书·西伯戡黎》载祖伊之言：「天既讫我殷命……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殷命将讫，而纣犹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恃命而不恤德。另一边，西伯昌以小心事殷，以明德聚众。《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之言，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文王身陷囹圄，而诸侯从之如归，其德之感人如此。羑里之囚，正是「文王与纣之事」的核心场景：一个有德者处于无道之世，命悬于暴主之手，进不能谏，退不能遁，唯有于幽囚之中观象玩辞，把一身的危惧化为六十四卦的辞与义。

《诗》中咏文王之德，最重一个「小心」。《大雅·大明》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小心翼翼，不是怯懦，而是对天命人事的深度敬畏。《大雅·文王》又曰：「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天命无声无臭，不可测度，唯有以缉熙不已之敬承之。这种敬与畏，正是忧患意识的正面表述。《书·康诰》记周公诰康叔，开口便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三个「不敢」「慎」「祗」，全是忧患中人临深履薄的心法。《书·无逸》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不遑暇食，是忧患者的日常。

故所谓「中古」，不只是一个年代，更是一种境遇的典型：有德而无位，有位而无安，天命未定，祸福相邻。《易》兴于此世，故「其辞危」。危辞非为恐吓，传文说得分明：「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心存危惧者反得平安，视事平易者反遭倾覆——这是《易》从殷周鼎革中读出的天道。《易》教人惧，是教人以惧得生；教人忧，是教人以忧得安。

（三）忧患非忧惧：先秦语境中的「忧」

「忧患」二字，须与寻常的忧愁恐惧分别看。孔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又曰：「仁者不忧。」既然君子不忧，为何作《易》者「有忧患」而传文许之？可知此忧非彼忧。孔子又自道其忧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司马牛问君子，孔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是就内省不疚而言；「是吾忧也」，是就修德向道而言。不忧者，不以一己之得丧祸福为忧；有忧者，以德之修否、道之行否为忧。《孟子》辨之最明：「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终身之忧，忧其不如舜；一朝之患，患其外来之横逆。君子有前者而无后者。

作《易》者之忧患，正是这种「终身之忧」在危世中的形态。它包含三层：一是对天命靡常的敬畏。《诗·文王》曰「天命靡常」，《书·君奭》记周公之言曰「天难谌，命靡常」，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命不可恃，可恃者唯德，故有德者反而最不敢自安。二是对人事几微的警惕。祸福之来，不在其成形之日，而在其几萌之时；平安之中藏倾覆之机，故《诗·小旻》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子临终，启予足，启予手，而诵此诗，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终身履薄临深，至死方敢言免，这是儒者对忧患意识的身体力行。三是对民生疾苦的关切。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其忧不在一身而在天下。《孟子》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又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忧患至此，已全然是仁心的别名。

道家论忧患，取径不同而所见略同。《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又曰：「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古之善为道者，其容貌气象竟是一副戒慎恐惧之态，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何其相似。《老子》又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祸福倚伏无定，与《易》之「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同一机杼。《庄子·山木》载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宜僚教以「虚己以游世」；庄周游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见得而忘其形」，惊觉「物固相累，二类相召」，怵然反走——万物相累相召，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这是道家式的忧患观照。儒家于忧患中修德以俟命，道家于忧患中虚己以全生，进路有别，而皆自「知忧患」始。《易》之三陈九卦，恰恰兼摄两家：其言履谦复恒，近儒者之进修；其言损益巽权，通道家之虚柔。此义后文将逐节展开。

（四）忧患生德：为何忧患之书成为进德之典

传文由「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一转，即入「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是故」二字，承接极紧：正因为《易》兴于忧患，所以《易》之教即是德之教。忧患何以生德？先秦文献于此有一贯的观察。

《孟子·告子下》一段最为透彻：「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八个字可作本章的先秦注脚。忧患之所以生德，在于它「动心忍性」：安乐之中，心不动，性不忍，德无从生；忧患临之，心志被苦，筋骨被劳，人不得不反求诸己，于是过而能改，困而能作。

《左传》中此类史鉴俯拾皆是。晋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备尝险阻艰难，而卒霸诸侯；楚司马子鱼论宋襄公，谓「祸犹未也，未足以惩君」——祸患不足，反不能惩创其心。《国语·晋语》载「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多福必以厚德承之，无德而据高位、享大名，正如小器盛重物，必自伤毁。这些史例共同指向一个道理：德不是安逸中自然长成的，而是在忧患的压力下锻炼出来的；无忧患的凭恃（恃命、恃力、恃位）恰恰是德的腐蚀剂。纣之亡，正亡于「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无忧；文王之兴，正兴于「小心翼翼」的有忧。

于是可以懂得，为什么传文紧接着排出九个卦来，而且每一个卦都系之以「德」：基、柄、本、固、修、裕、辨、地、制，九字无一不是就德而言。《易》六十四卦，卦卦皆可言吉凶，而此处独不言吉凶，只言德——这是本章的深意所在。忧患之世，吉凶不可必，可必者唯己之德。问《易》以求趋吉避凶，是把命运交给蓍龟；学《易》以修九卦之德，是把命运收归自身。传文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又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易》之要，不在获吉，而在无咎；无咎者，善补过也。九卦之德，正是补过寡咎之学，是忧患之中人可以自己做主的那一部分。此所以《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