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道家视角中的子贡先生

第一节《庄子》中的子贡先生

庄子先生之书中，子贡先生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角色。然庄子先生笔下的子贡先生，与《论语》中的子贡先生，形象颇有不同。在《庄子》中，子贡先生往往被描绘为一个执着于"仁义"之名而不能"逍遥"的儒者，或是一个在道家高人面前被开导、被教化的求道者。

《庄子·天地》篇中的"抱瓮灌园"之事：

《庄子·天地》载：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此段寓言极为精彩。子贡先生南游楚国，返回途中经过汉水之阴（南岸），见一老人在浇灌菜圃——他凿了一条隧道通入井中，抱着瓮（陶罐）从井中取水浇灌。此法费力甚多而成效甚少。子贡先生见此，便好心建议使用一种名为"槔"（桔槔，一种简单的汲水机械）的工具，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然而，那位灌圃老人却"忿然作色而笑"，说出了一番令子贡先生哑口无言的道理：有了机械，就必然有机巧之事；有了机巧之事，就必然有机巧之心。机巧之心存于胸中，则人之纯朴之性（"纯白"）就不完备了；纯朴之性不完备，则精神就不安定了；精神不安定，则道就不能承载于其中了。

这位老人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我不是不知道有这种机械，而是以使用它为耻。

子贡先生闻之"瞒然惭，俯而不对"——面有惭色，低头不语。

此寓言之深意何在？

庄子先生通过此寓言，表达了道家对"技巧"与"机心"的批评。在道家看来，人类文明之进步——包括技术之发明、制度之建立、文化之发展——虽然在外在层面上使生活更加便利，然在内在层面上却使人心日趋复杂，远离了道之纯朴本然。子贡先生——这位善于言语、精于商贾、长于外交的儒者——正是此种"机心"之代表。他善于"用"——用言语、用财货、用权谋——然这些"用"之背后，是否隐藏着一颗"机心"？

为什么庄子先生要选择子贡先生作为此寓言之主角？

第一，子贡先生之"善货殖"使他成为"效率"与"利用"之典型代表——一个善于商贾之人，自然倾向于追求效率、减少浪费、最大化收益——而这正是"机心"之表现。

第二，子贡先生之"言语"才能使他成为"巧言"之典型——在道家看来，"巧言"与"机心"是同源的——善于运用语言者，往往也善于运用心机。

第三，子贡先生在孔门弟子中最为"入世"——他积极参与政治、外交、商业活动——此种"入世"之态度，与道家之"无为"理想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庄子先生笔下的子贡先生，并非一个完全负面的形象。在此寓言中，子贡先生之反应是"瞒然惭，俯而不对"——面有惭色而沉默——此反应显示了一种可贵的品质：虚心。一个真正自大之人，听到批评会怒而反驳；而子贡先生却沉默了——他或许未必完全同意老人之说，然他至少愿意认真思考。此种虚心之态度，即便在庄子先生的批评框架下，也是值得肯定的。

更深一层来看，庄子先生借此寓言所批评的，未必是子贡先生本人，而更可能是子贡先生所代表的一种文化倾向——即追求效率、崇尚技巧、以人力改变自然的倾向。此倾向在先秦之世已蔚然成风，庄子先生以敏锐之眼光察觉到此倾向之危险——它可能导致人心之异化、自然之破坏——故以此寓言予以警醒。

《庄子·外物》篇之"曳尾涂中"相关叙事：

《庄子》书中尚有其他涉及子贡先生之寓言，虽未必皆出于庄子先生本人之手（《庄子》外篇、杂篇多有后人增补），然皆可反映战国时期道家对子贡先生之态度。

在这些寓言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子贡先生虽然聪明过人，然其聪明局限于"人事"之层面，而未能达到"天道"之层面。用道家之语言来说，子贡先生之"知"是"小知"——局部之、工具性之知——而非"大知"——整体之、超越性之知。

然而，此"小知"与"大知"之分，是否公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儒家之角度来看，孔夫子之"下学而上达"，本就是从"人事"（下学）出发而通达"天道"（上达）。子贡先生之"知"，虽偏重于"人事"，然亦有向"天道"通达之可能——前述其"闻一知二"之才，其"日月之食"之喻，其"文武之道，未坠于地"之论，皆可见其向"天道"通达之努力。

从道家之角度来看，子贡先生之"知"虽有其局限，然其"虚心"之态度——"瞒然惭，俯而不对"——却为他打开了通向"大知"之可能。一个能够在批评面前沉默反思之人，终有一天可能超越"小知"而达于"大知"。

第二节 "有用"与"无用"之辩

庄子先生思想中有一个核心命题："无用之用"。《庄子·逍遥游》载惠子先生与庄子先生论"大瓠"之用与"无用"，庄子先生以为，世人以为"无用"之物，或许正有其"大用"——只是世人之眼界太窄，不能见其用而已。

《庄子·人间世》又载："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山上之木，因其有用而被砍伐——此即"有用"之祸。反之，"无用"之木，因其无用而得以保全天年——此即"无用之用"。

在此思想框架下，子贡先生无疑是一个极其"有用"之人：他有言语之用、外交之用、商贾之用、政治之用——此种"有用"使他在诸侯之间声名显赫，然亦使他陷入了无尽之忙碌与纠纷之中。

反观颜回先生——他似乎是一个"无用"之人：不善商贾，不长外交，不参政事——然正是此种"无用"，使他得以保全内心之纯净，专注于道德之修养。孔夫子对颜回先生之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从道家之角度来看，正是"无用之大用"之体现。

然而，此种"有用"与"无用"之对比，是否意味着子贡先生之"有用"不如颜回先生之"无用"？

此问题须从更深之层次来思考。《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与无，利与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车轮之"有"（辐条与轮毂）与"无"（中空之处）共同构成了车之功能；同理，子贡先生之"有用"与颜回先生之"无用"，或许也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有了子贡先生之"有用"（传道、外交、经济），孔夫子之道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有了颜回先生之"无用"（内修、悟道、安贫乐道），孔夫子之道才能保持其精神之纯粹。

此种"有用"与"无用"之互补关系，恰恰体现了《周易》所说之"一阴一阳之谓道"——子贡先生之"用"为阳，颜回先生之"无用"为阴——阴阳和合，方成大道。

第三节老子先生之思想与子贡先生之呼应

老子先生之《道德经》中，有许多思想与子贡先生之行事形成了深层之呼应。

关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第三十三章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知人者智"——善于了解他人者是智慧。子贡先生之"方人"（品评他人）、"亿则屡中"（判断准确），正是"知人"之智。

"自知者明"——善于了解自己者是明达。子贡先生之"闻一知二"之自评、"何敢望回"之自谦，正是"自知"之明。

"知足者富"——知道满足者是富有。子贡先生虽"善货殖"，然其对财富之态度，似乎并非贪得无厌——他将财富用于行仁济众，而非积累于己——此或可谓"知足"之另一种体现。

"强行者有志"——坚持力行者是有志向。子贡先生之六年守丧，正是"强行"之最佳例证——在孤独与哀痛中坚持六年，此非有大志者不能为。

"死而不亡者寿"——身死而精神不灭者是长寿。子贡先生虽已逝去，然其精神——忠信笃敬、知人知己、以言载道、以财行仁——至今犹存——此即"死而不亡"之寿。

关于"大巧若拙"：

《老子》第四十五章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大辩若讷"——最高明的辩才看起来像是不善言辞。子贡先生以"言语"名世，然其最高明之"言语"，或许正是在孔夫子墓旁六年之"讷"（沉默）。此六年之沉默，包含着最深沉之情感与最丰富之思想——此即"大辩若讷"之境界。

"大巧若拙"——最高明之技巧看起来像是笨拙。子贡先生之外交才能，若从表面看，似乎极为"巧"——以一人之言改变五国之命运，此非大巧而何？然若深入观察，他的"巧"之根本，在于他对人心之真诚理解——他之所以能说动田常、吴王、越王、晋国，不仅是因为他口才好，更是因为他真正理解每个人的需求与困境——此种"真诚"，恰恰是"拙"之表现。故子贡先生之外交，表面上是"巧"，实质上是"拙中之巧"——或者说是"大巧若拙"。

关于"上善若水"：

《老子》第八章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此段话中的七"善"，与子贡先生之品质颇有呼应：

"居善地"——善于选择居处。子贡先生虽出身卫国，却能游学鲁国、出使诸国，善于在不同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心善渊"——心胸深远。子贡先生之"闻一知二"、"亿则屡中"，皆需深远之心思。

"与善仁"——交往中体现仁爱。子贡先生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是"与善仁"之体现。

"言善信"——言语中体现信用。子贡先生以"言语"名世，而其言之核心在"信"——"民无信不立"之论，正可见其对"信"之重视。

"正善治"——治政善于正道。子贡先生之政治外交活动，虽用权谋之术，然其目的始终在于"正"——保全鲁国、维护礼乐之序——此即"正善治"。

"事善能"——做事善于发挥才能。子贡先生兼具言语、外交、商贾、知人之多种才能，且皆能发挥至极致——此即"事善能"。

"动善时"——行动善于把握时机。子贡先生之"亿则屡中"，正是"动善时"之体现——善于在正确的时机做正确的事。

然而，"上善若水"之最核心要义在于"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子贡先生是否达到了"不争"之境界？从其一生之行事来看，他在孔门之中从不与同门争高下（他从不声称自己比颜回先生更贤明），在诸侯之间亦不为一己之私利争夺（他的外交活动是为了鲁国而非为了自己）——此或可谓一种"不争"之风。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极其"入世"之人——他的商业活动、他的外交行动、他的政治参与，都不可能完全做到"不争"。此即儒家与道家之根本差异：儒家之"仁"是积极有为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立"与"达"必然涉及"争"；道家之"道"是消极无为的——"不争"方可"几于道"——此两者之间的张力，在子贡先生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第四节儒道之间：子贡先生的独特位置

综合儒家与道家两种视角来看子贡先生，可以发现他在先秦思想版图中占据了一个极为独特的位置。

从儒家之角度看，子贡先生是孔夫子之道的忠实传承者与积极实践者——他以言语传道，以财富行仁，以外交济世，以守丧报恩——他是"入世"之儒的典范。

从道家之角度看，子贡先生是"机心"与"人为"之代表——他的才能虽然辉煌，然终究不能超越"有为"之局限，达到"无为"之境——他是"入世"之弊的示例。

然而，若超越此种非此即彼的判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更完整的子贡先生：他既有儒家之"仁"，又对道家之"朴"有所感悟；他既积极"入世"，又在六年守丧中体验了近乎"出世"之沉默；他既善于"用"世间之万物，又最终将一切"用"归于对孔夫子之道之传承。

此种兼具儒道之质的形象，或许正是子贡先生之独特魅力所在。在先秦之世，儒道两家虽然在理论上多有争论，然在实际的人生实践中，许多先秦之人——尤其是那些真正有深度之思想者——往往兼取两家之长。子贡先生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兼取儒道之长的人物——虽然他自认是孔门弟子，然他的某些品质——如"虚心"（"瞒然惭，俯而不对"）、如"知止"（在孔夫子面前知何时当默）、如"大辩若讷"（六年守丧之沉默）——都带有深深的道家气息。

《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子贡先生之一生，或许可以描述为一个从"器"走向"道"的过程——他早年以"瑚琏"（器）名世，晚年则以六年守丧之笃行接近了"道"之境界。此过程之中，儒家之教育提供了"器"之基础，道家之启示则打开了"道"之视野——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一个完整的子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