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姓氏源流与家世考

第一节端木氏之上古渊源

子贡先生，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或作"子赣"。"端木"之姓，在先秦诸姓中颇为罕见，非姬、姜、嬴、妫等大姓之列，亦非中原常见之氏族。此姓之来源，历来说法不一，然皆可上溯至远古部族之传说。

按先秦之制，"姓"与"氏"有别。《左传·隐公八年》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也；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也。端木之姓，据传出自鬻熊之后。鬻熊者，周文王之师也。《大戴礼记·帝系》所载帝王世系，虽未明言端木氏之源，然殷周之际，诸族姓之分衍，实与政治格局之变动密切相关。

为什么要追溯端木氏之渊源？因为在先秦之世，姓氏绝非仅仅是一个称呼符号。姓氏背后，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与社会身份。子贡先生之所以具有某些特定的气质与才能，与其家族之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端木氏之"端"，在上古文字中，有"正"、"直"之义。《说文》虽为两汉时书，然其所释字义多有上古根据。"端"之本义，取自"立而正"之象。《周易·坤卦·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直"字之义，与"端"相通。而"木"者，五行之一也。《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木曰曲直。"木之性，曲直也。"端木"二字合而观之，则有"正直而能屈伸"之意蕴。此虽为字义之推演，然先秦之人对姓名之音义，本有极深之讲究。

《诗经·大雅·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殷周之变，不仅是政权之更迭，更是文化之大转型。在此转型之中，许多殷商旧族被分封至各地，带着殷商文化之传统，在新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端木氏之先祖，极有可能即在此大变局中，自中原迁至卫地。

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卫国之地，正是殷商故都朝歌之所在。武王克殷之后，封殷纣王之子武庚于朝歌，后武庚作乱被平，乃封周公旦之弟康叔于此地，是为卫国。然卫国之民，殷商遗民占相当大之比例。《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卫国之殷民，虽经周人之治理，然其文化传统并未完全断绝。

殷商文化中有几个显著特征，与子贡先生之一生行事颇有关联：

其一，重商贾。"商人"之名，即源于殷商之人善于经商。殷商之民，自其始祖王亥即有以牛羊贸易之传统。《周易·大壮卦》六五爻辞曰："丧羊于易，无悔。"此"易"字，有人释为交易之义。《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人自以为天命所归，其经商之传统，亦被视为天赋之能。子贡先生之"善货殖"，固然有其个人才能之因素，然殷商后裔之文化基因，恐亦不可忽视。

其二，尚辩才。殷商之文化中，祝祷之辞、占卜之辞，皆极重文辞之修饰与表达之巧妙。甲骨卜辞中，可见殷人对语言表达之重视。子贡先生以"言语"名世，此与殷商文化中尚辩之传统，亦有深层之呼应。

其三，重礼乐。殷商之礼乐，虽与周礼有别，然其繁盛之程度，亦非等闲。孔夫子曾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殷商之礼，虽有"质"之特征（不同于周礼之"文"），然其中包含的对天地鬼神之敬畏、对祖先之崇拜，皆是极为深厚的文化传统。

第二节卫国之文化土壤

子贡先生为卫人。卫国在先秦诸国中，虽非大国强国，却是文化极为发达之国。此文化之发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卫国之地，处于中原腹地，北临漳水，南接河济，东连齐鲁，西望晋国。此地在地理上是殷商文化与周文化交汇之处，在政治上则长期处于大国角力之间。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与政治环境，造就了卫国独特的文化气质：既有殷商遗民之慧黠灵动，又有周礼教化之温文尔雅；既有处于夹缝之中的忧患意识，又有善于周旋应对的外交智慧。

《诗经》中有"卫风"一组，共十篇。《卫风》之诗，多情致婉转，辞采华美，与"周南"、"召南"之温柔敦厚，与"郑风"之淫靡放纵，皆有不同。《卫风·淇奥》曰：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此诗赞美卫国之君子，以"切磋琢磨"为喻，言其修养之功夫。"如切如磋"者，治骨角之工也；"如琢如磨"者，治玉石之工也。此喻之精妙，正见卫人文化修养之高。子贡先生一生之学问功夫，何尝不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又《卫风·木瓜》曰：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此诗言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之义。卫人之重礼尚交际，由此可见。子贡先生之善于外交，善于结交诸侯，此种才能之培养，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得益于卫国世代相传之文化熏陶。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及为之歌《卫》，季札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季札之评，极为精到："忧而不困"四字，道尽卫国文化之精神。卫国虽屡遭外患，国势不振，然其文化精神中有一种"忧而不困"之韧劲——忧患而不为忧患所困，困厄而不为困厄所败。此种精神，在子贡先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什么说子贡先生身上体现了"忧而不困"之精神？试观其一生：他出身于卫国这一中等国家，既无齐鲁大国之势，亦无楚吴之强。然他凭借自身之才能，游学于孔夫子门下，继而出使列国，交通诸侯，以商贾致富，以言语名世——此非"忧而不困"之精神之体现，而何？

又卫国之地，素有多贤之称。卫国之贤人，除子贡先生外，尚有蘧伯玉先生、史鱼先生诸人。孔夫子对此二人皆有极高评价。《论语·卫灵公》载孔夫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史鱼先生之"直"与蘧伯玉先生之"卷"，代表了卫国贤人之两种典型品格：一为刚直不阿，一为柔韧通达。而子贡先生之气质，似乎兼取二者之长——他有史鱼先生之直率（常直言不讳地向孔夫子提问），又有蘧伯玉先生之通达（善于根据形势变通应对）。

卫国又是一个极重音乐之国。《论语·阳货》载孔夫子在卫闻韶乐之类的记述虽不多，然卫国之音乐传统，在先秦是极为有名的。《礼记·乐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此虽为批评之辞，然亦可见郑卫之音在当时影响之广泛。音乐之传统与语言表达之才能，本有深层关联——善于音乐者，往往对语言之韵律、节奏、情感表达极为敏感。子贡先生之"言语"才能，或许亦与卫国之音乐传统有某种关联。

第三节子贡先生之名与字

子贡先生名赐，字子贡。"赐"之名与"子贡"之字，皆有深意。

先秦命名之礼，极为讲究。《礼记·内则》曰："三月之末，择日，剪发为鬌，男角女羁，否则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见于父，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凡名子：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命名之时，父亲须亲执婴儿之手，此礼之隆重可知。

"赐"之义，《说文》释为"予也"。"赐"字从贝从易，贝者，财货也；易者，给予也。此字之义，明显与财货之赐予有关。先秦之人以"赐"为名，往往含有"天赐"之意——谓此子乃上天所赐予，或谓此子将来能赐予他人以恩惠。此名之寓意，与子贡先生一生"善货殖"而"广施于民"之行事，颇为吻合。

"子贡"之"贡"字，其义更值得深究。"贡"之本义，为"献"也。《尚书·禹贡》所述九州之贡赋，即以"贡"名之。《尔雅·释诂》曰："贡，赋也。"然"贡"字在先秦之用法，不仅限于赋税之献纳，亦含有"荐进"、"推尊"之义。

名"赐"而字"子贡"，"赐"为受，"贡"为予——一受一予之间，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此即先秦命名之妙理所在：名与字相互发明，相互补充。受天之赐，则当有所贡献于世——此即"赐"与"贡"之间的深层逻辑。

更有意味的是，"赐"与"贡"二字，皆与"贝"（财货）有关。先秦之"贝"，本为货币之一种。殷商之人以贝壳为重要之交换媒介，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贝"之记载。"赐"从"贝"，"贡"亦有"赋物"之义——此两字之字义结构，似乎从一开始就暗示了子贡先生与"财货"之间的不解之缘。

此中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先秦之人的名字，是否真的能"预言"其一生之行事？抑或是后人附会之说？

从先秦文化之角度来看，名字之于人，绝非偶然。先秦之人深信"名以定实"——名字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左传·桓公六年》载申繻论命名之义，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此五种命名之法，皆体现了先秦之人对名字之重视。

子贡先生之名"赐"，若以"以德命为义"之法推之，则其父母在为其命名时，或许是希望他成为一个能"赐予"他人恩惠之人。而事实上，子贡先生一生之行事，确实以"广施于民"为重要特征。《论语·雍也》载子贡问孔夫子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此问之中，已可见子贡先生对"施予"之事的深切关注——而此关注，或许从他被命名为"赐"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当然，此说或有过度诠释之嫌。然在先秦文化语境中，名字与命运之间的关联，确实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名"赐"（受）而字"贡"（予），一受一予，一阴一阳，此中所蕴含的天道运行之理，恐非巧合。

第四节子贡先生之生卒年与早年经历考

子贡先生之生年，据先秦典籍推算，约在鲁襄公末年或鲁昭公初年之际。《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载子贡先生"少孔子三十一岁"。若以孔夫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五五一年）计之，则子贡先生约生于鲁昭公十一年（前五二〇年）前后。

子贡先生之早年经历，先秦典籍中记载极少。然从其后来之言行推之，可以做一些合理之推测：

其一，子贡先生当出身于卫国之士族或商族家庭。先秦之世，能够游学于外、拜师求道者，非贫贱之家所能为。子贡先生之家庭，当有一定之经济基础，此从其后来"善货殖"之才能亦可推知——商业之才，往往有家学渊源。

其二，子贡先生在少年时代当已受过良好之教育。先秦卫国之教育，虽不如鲁国之系统完备，然亦有其传统。《诗经》之学、《尚书》之学，在卫国当有一定之传承。子贡先生后来之博学善辩，若无少年时代之奠基，恐难以成就。

其三，子贡先生拜入孔门之时，年纪约在二十岁上下。此时孔夫子已年过五十，学问道德皆已圆融。子贡先生之所以千里迢迢从卫国赴鲁求学，当是闻孔夫子之名而来。在当时，孔夫子之名声已广布于诸国，"有教无类"之教育理念尤其吸引了许多各国之青年才俊。

为什么子贡先生会选择孔夫子作为自己的老师？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在当时的卫国，亦有蘧伯玉先生等贤人可以师从。子贡先生之所以舍近求远，赴鲁问学于孔夫子，或许有以下原因：

第一，孔夫子之学，非一家一派之学，乃综合三代之学术、兼融殷周之文化的大学问。对于一个出身卫国、深受殷商文化影响的年轻人来说，孔夫子这种"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第二，孔夫子之教学方法，强调"因材施教"，此对于子贡先生这样的聪慧之才，尤为适合。在一个因材施教的教育环境中，子贡先生之言语天赋、商业才能、政治智慧，都能得到充分之发挥与引导。

第三，孔夫子之人格魅力，对子贡先生有深刻之感染。子贡先生后来多次表达对孔夫子之崇敬，其言辞之恳切、感情之真挚，远非一般师生关系所能比拟。此种深厚之师生情谊，当始于初次见面时孔夫子之人格感召。

《礼记·学记》曰："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孔夫子之善教，使子贡先生继其志——此即子贡先生选择孔夫子为师之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