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守丧六年

第一节三年之丧与六年之丧

孔夫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前四七九年）。孔夫子去世后，弟子们行三年之丧——此为先秦丧礼之通行制度。

三年之丧之制，源于何处？《论语·阳货》载宰我先生问三年之丧。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孔夫子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来解释三年之丧之由来——婴儿出生三年之后才能脱离父母之怀抱，故父母去世后，子女应服丧三年以报答养育之恩。

宰我先生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三年太久，一年即可。孔夫子对此深表不满，曰："予之不仁也！"

此争论之背景下，子贡先生在孔夫子去世后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他不仅行了三年之丧，而且在三年之后，又"独居三年"——总共守丧六年。

为什么子贡先生要守丧六年？

《孟子·滕文公上》所载之经过是："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

三年服丧期满之后，弟子们整理行装准备回家。临行前，他们向子贡先生告别，师兄弟相对而泣，放声痛哭。弟子们都走了，唯有子贡先生返回孔夫子墓旁，建了一间小屋，又独自居住了三年。

此六年之丧，在先秦丧制中是极为罕见的。三年之丧已是天下最重之丧——为父母守丧三年——而子贡先生为老师守丧六年，加倍于天下之通丧。

为什么是六年？此中或有深意。

一种解释是：三年之丧报父母之恩，子贡先生以六年之丧报孔夫子之恩——双倍于父母之丧——这表明在子贡先生心中，孔夫子之恩不亚于甚或超过父母之恩。此说虽似夸张，然在先秦之世，师生之恩确有与父子之恩相当之说。

另一种解释是：子贡先生之所以在三年之后又独居三年，并非出于"制度"之考虑，而是出于内心真实之感情——他觉得三年不够，不足以表达他对孔夫子之哀思与感恩。此说或许更近于事实——子贡先生之守丧六年，不是"礼"之规定，而是"情"之自然流露。

《礼记·檀弓上》曰："丧礼，哀戚之至也。"丧礼之本质，在于"哀戚"——悲痛之极致。子贡先生之六年守丧，正是此"哀戚之至"之体现——他的悲痛如此深重，以至于三年不足以排遣，须再加三年。

第二节守丧之深意

子贡先生之守丧六年，在先秦丧礼之传统中具有深远之意义。

首先，它体现了儒家"报本反始"之精神。《礼记·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万物之本在天，人之本在祖先。推而广之，学者之本在师——师者，学问道德之所自来也。子贡先生之守丧六年，正是"报本反始"——报答学问道德之本源——之实践。

其次，它体现了"诚"之精神。子贡先生之守丧，非出于外在之规范（丧制并无六年之规定），而出于内在之至诚——真心诚意地哀悼、怀念、感恩。此种"诚"，正是儒家修身之核心。《礼记·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道是至诚的，人道是追求至诚的。子贡先生之六年守丧，正是"诚之者"之最高体现。

再次，它体现了子贡先生从"言语"走向"践行"的转变。子贡先生一生以"言语"名世，然在孔夫子墓旁独居六年之时，他是"无言"的——没有辩论，没有演说，没有外交——只有沉默的守护与深沉的哀思。此六年之"无言"，或许是子贡先生一生中最高明之"言语"——以行代言，以默代辩，以诚代巧。

第三节守丧与"成人"

子贡先生之守丧六年，可以视为他"成人"之最终阶段。

《论语·宪问》载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成人"者，完全之人也。孔夫子论成人，先以"知、不欲、勇、艺"四德加之以"礼乐"为理想之标准，继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为切实可行之标准。

子贡先生之守丧六年，恰恰体现了"成人"之诸要素：

"见利思义"——子贡先生本可以在三年期满后离去，继续其商贾与政治活动，获取更多之财富与声望（此即"利"）。然他选择留下，为老师再守三年——此即"见利思义"之体现。

"见危授命"——此处之"危"，非指身体之危险，而是精神之考验。独守孤庐六年，远离尘嚣，在寂寞与哀痛中度日——此对于一个曾经纵横诸侯、游说列国的外交家来说，何尝不是一种"危"？然子贡先生甘之如饴——此即"见危授命"之精神。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者，长久之约定也。子贡先生与孔夫子之间的"约定"，虽非明言，然其实质是：传承孔夫子之道，使之不坠于地。子贡先生之六年守丧，正是对此"平生之约"之最忠实之践行。

由此观之，子贡先生之守丧六年，不仅是一种丧礼之实践，更是一种"成人"之修炼。在此六年之中，他从一个以"言语"、"货殖"、"外交"名世的才子，蜕变为一个以"诚"、"信"、"义"立身的成人——此种蜕变之深刻，远超一般之修养工夫。

第四节墓旁之思

子贡先生在孔夫子墓旁独居六年，此六年中他在想些什么？先秦典籍中并无明确记载，然我们可以做一些合理之推测。

其一，他或许在回顾自己一生之学问。从初入孔门时的"闻一知二"，到后来的"告诸往而知来"，再到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他的学问历程，在此六年之静默中，或许得到了一次全面的反思与总结。

其二，他或许在体悟孔夫子"予欲无言"之深意。在墓旁独居之时，他不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什么——此"不言"之境，或许正是他一生所追求的"言语"之极致。孔夫子曾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在墓旁独居之时，子贡先生每日目睹四时之变化、万物之生长，或许终于体悟到了"天何言哉"之深意——道不在言语之中，而在天地之运行之中。

其三，他或许在思考如何传承孔夫子之道。六年之静默，并非六年之荒废。子贡先生或许在此期间，对孔夫子之教导做了系统的整理与思考，为日后之传道奠定了基础。

《诗经·小雅·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此诗哀悼父母之恩难报，其情之真切，令人泫然。子贡先生在墓旁独居之时，其对孔夫子之哀思，当不亚于此诗之情——甚或有过之。

《周易·系辞上》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子贡先生一生以"言语"名世，然在此六年之中，他或许终于领悟到"言不尽意"之真谛——他对孔夫子的感恩与哀思，已不是任何言语所能表达的。唯有以"行"——以六年守丧之笃行——来传达那"言"所不能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