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纵横天下：政治与外交

第一节出使之背景

子贡先生之政治外交活动，主要发生在鲁哀公年间。当时之国际格局，极为复杂：齐国欲伐鲁，吴国正值鼎盛，越国蓄势待发，晋国虎视眈眈。在此大格局之下，鲁国——孔夫子与子贡先生之母邦——面临着被齐国吞并之危险。

子贡先生之出使，正是在此危急之背景下展开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保全鲁国，更是为了改变整个国际格局，使之有利于孔夫子所主张的"礼乐"之治。

先秦典籍中关于子贡先生出使之记载，以《左传》和《孔子家语》为主。《孔子家语》中有较详细之叙述，虽然其中某些细节或有后人增饰之嫌，然其基本框架与《左传》之记载是吻合的。

第二节存鲁之策

齐国田常（即陈恒）欲作乱于齐，为转移国内矛盾，乃兴兵伐鲁。鲁国弱小，无力抵御。孔夫子闻之，忧心如焚。

《孔子家语·屈节解》载孔夫子谓弟子曰："鲁，父母之国也。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

此言之恳切，令人动容。"鲁，父母之国也"——鲁国是我们的父母之邦啊——"国危如此"——国家危险到这个地步——"二三子何为莫出"——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出去（为国效力）？

在孔夫子的号召下，子路先生欲出，孔夫子止之；子张先生欲出，孔夫子止之；子石先生欲出，孔夫子亦止之。独子贡先生欲出，孔夫子许之。

为什么孔夫子独许子贡先生出使？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原因在于：此次出使，非勇力可为，非德行可为，非文学可为——唯"言语"与"通达"可为。齐国之所以伐鲁，表面上是军事行动，实质上是政治博弈。要化解此危机，须洞察各国之利害关系，以言语说动各方，改变力量对比——此正是子贡先生之所长。

子路先生虽勇，然"勇"不足以应对此种复杂之国际博弈；子张先生虽有志，然其外交经验不足；唯子贡先生，既有"达"之通达，又有"言语"之辩才，更有"亿则屡中"之判断力——此三者结合，方能在此危局中运筹帷幄。

第三节游说诸国

子贡先生之出使，路线极为精巧：先至齐，再至吴，继至越，终至晋。此路线之设计，体现了子贡先生对国际格局之深刻把握。

至齐：

子贡先生至齐，见田常。其说辞之要旨在于：劝田常不要伐鲁（弱国），而去伐吴（强国）。表面上看，此建议似乎对田常不利——伐弱国容易，伐强国困难——然子贡先生之高明在于他洞察了田常之真正动机：田常伐鲁，是为了立军功、揽军权，以便篡位。但如果伐鲁成功，齐国之军权将落入田常手中，齐国之国君则更加危险——而田常之对手们（齐国之其他大族）亦将趁机反击。若伐吴，则可将齐国之精锐外派，削弱国内诸族之力量，为田常篡权创造有利条件。

此分析之精妙，在于它从田常之角度出发，替田常考虑利害——表面上是为田常谋划，实质上是将齐国之祸水引向吴国，从而解除鲁国之危。

为什么子贡先生能如此准确地判断田常之心理？这正是他"知人"之明的体现。一个好的外交家，必须能够进入对方的思维世界，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此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反面运用：己所能欲者，察对方之欲，而因之以利导之。

至吴：

子贡先生至吴，见吴王。其说辞之要旨在于：劝吴王出兵救鲁以抗齐，同时伐齐以霸天下。吴王闻之，心动不已。然吴王有一顾虑：若吴出兵北上伐齐，越国可能趁虚而入，从背后攻吴。

子贡先生对此早有预案——他接下来便赴越，解决吴王之后顾之忧。

至越：

子贡先生至越，见越王。其说辞之要旨在于：劝越王暂时向吴王表示臣服，并派兵助吴伐齐。此建议看似对越不利——越国要向吴国低头并出兵相助——然子贡先生之深谋远虑在于：吴国北上伐齐，必然损耗国力；越国趁吴国空虚之际，积蓄力量，待吴国疲敝之后，再一举反攻——此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深层战略。

越王闻子贡先生之说，大喜——因为子贡先生之建议，与越国自身之长远战略完全吻合。

至晋：

子贡先生最后至晋，劝晋国做好战备，以防吴国在伐齐之后转而攻晋。此举之用意，在于使晋国成为制衡吴国之力量——吴国北上伐齐后，若再挥军西向攻晋，则将面临晋国之抵抗，无法继续扩张。如此一来，吴国之膨胀将被遏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威胁到整个中原之格局。

第四节一石数鸟

综观子贡先生之出使，可谓一石数鸟：

其一，存鲁——鲁国之危解除。其二，乱齐——齐国因伐吴而内耗，田常之篡权计划受到干扰。其三，破吴——吴国北上伐齐，虽取得一时之胜，然国力大损。其四，霸越——越国趁吴国空虚而崛起，最终灭吴。其五，强晋——晋国因预做战备而在后来的格局中保持了强势地位。

此种一举数得之外交策略，在先秦历史上堪称绝响。子贡先生以一人之言语，改变了五个国家之命运——此非虚言也。

《左传·哀公七年》至《左传·哀公十一年》之间的记载，可以印证子贡先生出使之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齐国与吴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艾陵之战），吴国获胜但国力大损，越国随后趁势崛起，最终在数年后灭吴——此一系列连锁反应，正是子贡先生外交布局之结果。

为什么子贡先生能够做到这一切？

第一，他有超越一国之利的全局观。一般的外交家只为本国谋利，而子贡先生的眼界远超于此——他看到的是整个"天下"之格局。此种全局观，源于孔夫子"天下为公"之教育。

第二，他有深刻的人性洞察力。他能准确判断田常之私心、吴王之野心、越王之忍耐、晋国之戒备——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他都有精准之把握。此即他"知人"之明。

第三，他有高超的言语技巧。在不同的对象面前，他使用不同的说辞，采取不同的策略——此即"因人施教"在外交领域中的运用。

第四，他有冷静的理性分析能力。"亿则屡中"之才，使他能够准确预判事态之发展方向，从而做出最优之决策。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子贡先生之外交活动，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然从长远来看，其结果未必完全符合孔夫子之理想。孔夫子之理想，是"礼乐大行"，是天下太平；而子贡先生之外交，虽保全了鲁国，却也加剧了诸国之间的冲突与仇杀——"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之中，"乱"与"破"二字，未免带有纵横家之气味，与儒家之"仁义"理想有一定之距离。

此处引出一个深层的问题：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中，如何坚持仁义之道？若完全不用权谋，则鲁国将亡；若全用权谋，则仁义将废。子贡先生之外交，或许正是在此两难之间所做的一种艰难平衡——他以权谋之手段，实现仁义之目的（保全鲁国）——此即"以权行道"之实践。

此种实践是否合乎孔夫子之道？孔夫子对管仲先生之评价或可参照：管仲先生虽有不义之举（不殉公子纠），然其"一匡天下"之功却被孔夫子称为"仁"。同理，子贡先生虽用权谋之术，然其保全父母之邦之功，亦可谓"仁"之大者。

《论语·宪问》载孔夫子评管仲先生之言，可以视为对此种"以权行道"之实践的间接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注意，孔夫子用的是"赐"字——"民到于今受其赐"——而子贡先生之名也恰恰是"赐"。此巧合或许并无深意，然亦不失为一种有趣之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