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货殖之道

第一节先秦商业传统与殷商之遗风

子贡先生"善货殖"，此为先秦典籍中之一致记载。《论语·先进》载孔夫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此段话中，孔夫子将颜回先生与子贡先生做了一个对比：颜回先生道德修养接近完美（"其庶乎"），然常常贫穷（"屡空"）；子贡先生不安于命运之安排（"不受命"），而从事商业活动（"货殖"），且每每判断准确（"亿则屡中"）。

此对比之深意何在？

表面上看，孔夫子似乎在对比颜回先生之"安贫乐道"与子贡先生之"经商致富"，并以前者为高。然深入分析可知，孔夫子之言并无明显之褒贬——他只是在陈述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回也其庶乎"是对颜回先生道德修养之肯定，而非对其贫穷之赞美；"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是对子贡先生商业才能之客观描述，而非对其经商之批评。

"不受命"三字，尤值玩味。"命"者何？天命也，定数也。子贡先生"不受命"——不安于命运之安排——此非叛逆，乃积极进取之精神。在先秦思想中，"命"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孔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可见孔夫子对"命"是极为重视的。然"知命"不等于"受命"——知道命运之存在，不等于被动地接受命运之安排。子贡先生之"不受命"，正是在"知命"之后的积极作为——他知道命运之存在，但不甘于被命运所束缚，而是以自己的智慧与才能去改变命运。

"货殖"之"货"字，在先秦语境中，不仅指商品之买卖，更泛指一切财货之生产与流通。《尚书·洪范》八政之中有"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然另一版本将"货"列入其中，可见"货"在先秦政治中之重要地位。

殷商文化中对商业之重视，前已述及。殷人之始祖王亥，即以牛羊贸易而闻名。《竹书纪年》载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王亥到有易国做生意，被有易国杀害——此是殷人经商传统之最早记载。"商人"之名，即源于殷商之人善于经商——此说虽有后人附会之嫌，然殷商之重商传统，确是历史事实。

子贡先生出身卫国殷商遗民之后，其"善货殖"之才，当有家族文化传统之根基。他的经商才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殷商数百年商业传统之传承与发扬。

第二节 "亿则屡中"之智慧

"亿则屡中"之"亿"，通"臆"，即预测、判断之义。子贡先生对市场行情之判断，每每命中——此种能力，在今天可以称为"商业直觉"或"市场预判力"。

为什么子贡先生能"亿则屡中"？此中必有其方法论。

从先秦文化之角度来看，"预测"之能力，与"观象"之传统密切相关。先秦之人通过观察天象、地理、气候之变化，来预判农业之丰歉、战争之胜败、人事之吉凶——此即"观象"之学。《周易·系辞上》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又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子贡先生之"亿则屡中"，或许正是此种"观象"之学在商业领域中的运用。他观察各国之政治形势、军事动向、气候变化、交通状况，综合这些信息来判断商品之供需变化与价格走势——此种综合判断之能力，正是"闻一知二"之才在商业实践中的体现。

更深一层来看，子贡先生之"亿则屡中"，或许还与他对"道"之理解有关。《周易·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商业之本质，即是物之流通——物从多处流向少处，从贱处流向贵处——此即"阴阳消长"之理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一个真正理解"道"之运行的人，自然能够预判商品之流通方向与价格之变动趋势。

《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此言揭示了天道与人道之差异：天道是均衡的——减损有余的，补足不足的；人道则是不均衡的——减损不足的，以奉献给有余的。子贡先生之商业活动，若能遵循"天道"之原则——将有余之物流通至不足之处——则不仅可以获利，更可以调节社会之供需平衡，此即商业活动之社会价值。

第三节货殖与仁义

子贡先生之"善货殖"，引出一个先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商业活动与仁义道德的关系。

在先秦思想中，对商业活动之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先秦之人深知商业之重要——"通财货"是社会正常运转之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先秦之人亦警惕商业之弊——过度追逐利润可能导致道德之败坏。

孔夫子对此的态度，可以从以下几段话中窥见：

《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述而》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学而》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此三段话，表面上看似乎对"利"持批评态度。然仔细分析可知，孔夫子批评的不是"利"本身，而是"唯利是图"——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非说君子不可言利，而是说君子以"义"为先、以"利"为后。"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此言甚至表明，如果正当地致富是可能的，孔夫子也愿意去做——只要此"求富"不违背"义"。

在此思想框架下，子贡先生之"善货殖"，若能做到以"义"为先、以"利"为后，则完全合乎孔夫子之道。事实上，先秦典籍中关于子贡先生之记载，从未提及他有任何不义之经商行为。他的致富，是凭借自身之智慧与判断力（"亿则屡中"），而非凭借欺诈与压榨——此种致富方式，在孔夫子之道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子贡先生将他的财富用于"义"之目的：他用财富来接济贫困之人，用财富来支持孔夫子之教育事业，用财富来资助外交活动。《论语·雍也》载子贡问孔夫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此问之中，已可见子贡先生"以财行仁"之志向。

孔夫子对此问的回答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这岂止是仁，简直是圣了！尧舜恐怕都做不到。此回答之深意在于：子贡先生之志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虽极其崇高，然在现实中极难实现。孔夫子并未否定此志向之价值，而是指出其实现之艰难，并进一步指出实现"仁"之更切实可行的路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者，自己想站得住就也帮别人站得住，自己想通达就也帮别人通达。能从身边之事做起，这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此处之教导，对于"善货殖"之子贡先生而言，意义尤为深远：不必追求"博施于民"那样宏大而遥远的目标，从身边之人开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以财行仁"的正确路径。

第四节财富与地位

子贡先生之财富，使他在诸侯之间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论语·子张》载子贡之言："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此处子贡先生假设孔夫子"得邦家"（获得一个国家来治理），可见他对政治权力的思考。而他自己，虽未获"邦家"之位，却以财富与外交才能赢得了诸侯之尊重。

先秦之世，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出身（姓氏与家族）、官职（政治权力）、财富（经济实力）。子贡先生之出身虽非大族，官职亦不甚显赫，然其财富之巨、交游之广，使他在诸侯之间具有了不亚于卿大夫的影响力。

此种"以财致贵"之现象，在先秦之世并非罕见。然子贡先生之独特在于：他的财富并未使他变得骄奢淫逸，而是成为他践行仁义之道的工具。他"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驾着四匹马拉的车子，带着丝帛之礼去拜见诸侯——此种排场虽大，然其目的是为了传播孔夫子之道、维护鲁国之安全——而非为了炫耀个人之富有。

《诗经·小雅·鹤鸣》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子贡先生之财富与才德，使他如鹤鸣九皋——虽身在民间，其声名却传遍天下。此种以民间之身而具有国际之影响力的人物，在先秦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第五节商道与天道

深入探讨子贡先生之"货殖"，须将其置于先秦"商道"与"天道"相通之思想背景中。

《周易·系辞下》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此段话将"市"（市场交易）之起源追溯至上古圣人之设制——"日中为市"——在太阳正中之时开设市场——此中蕴含着"天道"之意味：市场之开设，顺应天时（日中）；市场之功能，聚散货物，使人各得其所——此即"天道"之均衡原则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

又《周易·系辞下》曰："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商业之本质，即是"通变"——使财货流通，因应变化。"通其变"使百姓不至于疲倦（因物资匮乏而困乏），"神而化之"使百姓各得其宜——此即商业活动之最高理想。

子贡先生之"善货殖"，若能达到"通变"与"神化"之境界——使财货畅通无阻，使百姓各得其宜——则其商业活动不仅是个人之谋利，更是"天道"之践行。

《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道如张弓——高的压低，低的举高；多余的减少，不足的补充。此即天道之"均衡"原则。商业活动之流通财货，正是此"均衡"原则之实现方式——将多余之物送到不足之处，将不足之处的需求传达给多余之处。子贡先生之商业才能，若能自觉地遵循此天道之"均衡"原则，则其"货殖"便不仅是"利"，更是"义"——甚至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