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思想与见解

第一节论"仁"

子贡先生关于"仁"之思考，在孔门弟子中最为深入。他多次向孔夫子提问关于"仁"的问题，每次提问都触及"仁"之本质的不同层面。

第一次问仁——"博施济众"：

《论语·雍也》载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此问之格局极大——直接将"仁"与"博施济众"等同起来。

为什么子贡先生会以"博施济众"来理解"仁"？此或许与他的"善货殖"之经历有关。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自然会思考如何运用财富来造福于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正是此种思考之体现。

然孔夫子之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将子贡先生之问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博施济众"不仅是"仁"，更是"圣"——是连尧舜都难以完全做到的最高理想。此回答之深意在于：不要被宏大的理想所迷惑，"仁"之实践，应从切近之处开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第二次问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

《论语·公冶长》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此即"恕"道之正面表述。

此次子贡先生不是"问仁"，而是"说仁"——他主动表达了自己对"仁"的理解。他的理解是：仁即是推己及人——自己不希望被如何对待，就不要如此对待别人。此理解与孔夫子后来对他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完全一致。

然孔夫子说"非尔所及也"——这不是否定此理解之正确性，而是指出此理解之实践之难。知道"不加诸人"容易，做到"不加诸人"极难——在日常生活之每一个细微处都做到"不加诸人"，需要极高之自觉与克制。

第三次问仁——间接之问：

《论语·宪问》载子贡问管仲"非仁者与"，孔夫子答以管仲之"一匡天下"可谓"仁"。此间接之问仁，拓展了子贡先生对"仁"之理解——"仁"不仅是个人之道德操守，更是对天下苍生之贡献。

综合以上三次问仁，可以看出子贡先生关于"仁"之思想的发展轨迹：从"博施济众"之宏大理想，到"不加诸人"之日常实践，再到"一匡天下"之政治担当——他对"仁"之理解，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入。

第二节论"君子"

子贡先生关于"君子"之论述，亦多有精见。

《论语·子贡》载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此处孔夫子对子贡先生论"君子"——先做到了再说——此教导尤其针对子贡先生"善言语"之特点。一个善于言辞的人，最大的危险是"言过其实"——说的比做的多。孔夫子之"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正是要子贡先生将"行"放在"言"之前。

又《论语·子张》载子贡之言："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前已详论此句之精妙。此处再补充一点：子贡先生以"日月之食"喻"君子之过"，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君子可以有过错，但不可以掩饰过错。日月之食，人皆可见——君子之过亦当如此，坦然面对，不加掩饰。而改过之后，"人皆仰之"——这是比"无过"更为可贵的品质。

此思想与孔夫子之教导是一脉相通的。《论语·子张》载子夏先生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犯了过错必定掩饰——此与"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形成鲜明对比。文过饰非是小人之态，坦然改过是君子之风。子贡先生对此之体认，可谓深矣。

第三节论"恕"

"恕"是子贡先生思想中最核心之概念。

《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夫子答以"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段话已如前述，此处进一步分析"恕"之深意。

"恕"字，从如从心。"如"者，顺也，像也；"心"者，心灵也。"恕"之字义，即是"如其心"——像他的心一样——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为什么子贡先生特别关注"恕"？这或许与他的性格特征有关。前已述及，子贡先生好"方人"（品评他人），此习惯之根源在于他善于观察他人、分析他人。然"观察他人"若仅停留在"分析"的层面，则容易变成冷漠的旁观；唯有将"分析"提升为"体谅"——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才能从"知人"走向"恕人"。

"恕"之实践，在子贡先生的外交活动中有充分之体现。前述其游说田常、吴王、越王、晋国之时，他对每一个对象都能"设身处地"——从对方之利害出发来设计说辞——此即"恕"之在外交中的运用。当然，外交中的"恕"与道德中的"恕"有所不同：前者更多是一种策略，后者则是一种修养。然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一个真正能"将心比心"的人，在外交场合中自然能更好地理解对方之需求，从而做出更精准之判断。

第四节论"学"

子贡先生对"学"之理解，亦有独到之处。

《论语·子张》载子贡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每天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每月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此即好学。此定义看似简单，实极精妙。"日知其所亡"是"进取"——不断拓展知识之边界；"月无忘其所能"是"守成"——不断巩固已有之学问。"进取"与"守成"并重，方为"好学"之全貌。

此定义亦体现了子贡先生一贯之"层次分明"的思维方式：先以"日"为单位论"进取"，再以"月"为单位论"守成"——日日进取，月月守成——由小而大，由密而疏——此即"学"之节奏。

又子贡先生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论语·子张》）

此言之深意在于：周文王、武王之道（亦即先王之道、孔夫子所传承之道），并未完全失落于地，而是散在人间——贤者掌握其大的方面，不贤者掌握其小的方面——无处不有文武之道。此说之可贵，在于它肯定了"道"之普遍性——道不是藏在某一处、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的秘密，而是散布在天地之间、每个人都有所体现的真理。

此说亦可呼应上古传说中的一种观念：道无处不在。《周易·系辞上》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百姓每天都在"用"道，只是不自觉而已。子贡先生之"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正是此思想之翻版。

第五节论"信"

子贡先生亦曾就"信"之问题向孔夫子请教。

《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此段对话堪称经典。子贡先生之问法极妙——他不是问"什么是好的政治"，而是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什么可以放弃"——此即"叩两端"之方法在政治讨论中的运用。通过一步步地追问"什么可以放弃"，最终揭示出"什么不可放弃"——"信"不可放弃。

"民无信不立"——没有人民的信任，国家就无法立足——此结论之深刻，在于它将"信"置于"食"与"兵"之上。食者，物质基础也；兵者，军事力量也；信者，精神纽带也。物质基础和军事力量固然重要，然若失去人民之信任，则物质再丰富、军队再强大，国家亦将瓦解——因为一个不被信任的政府，终将被人民所抛弃。

为什么子贡先生要以此方式追问？这或许与他的"商人"身份有关。在商业活动中，"信"是最基本的交易原则——没有"信用"，商业将无法进行。子贡先生深知"信"在商业中的核心价值，故而将此问题延伸到政治领域——"信"在政治中是否同样重要？孔夫子之回答肯定了他的直觉：是的，"信"在政治中比物质和军事更为重要。

此处亦可见子贡先生对"信"之思考的独特视角：他是从"失去"的角度来理解"信"之价值的——什么可以失去？什么不可以失去？此种"反面求证"的方法，恰恰是商业思维的特征——一个好的商人，总是先考虑"风险"（可能失去什么），然后才考虑"收益"（可能获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