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先秦儒家用以节制情欲、表达情感、辨明关系并维持共同秩序的一整套规范。它既包括冠婚丧祭、朝聘乡饮等仪节制度，也包括辞让、恭敬、进退、言动的日常分寸；落实于个人是成德工夫，施于政教则是安排名分、职事与资源的公共准则。因此，礼不能只译作礼貌或礼仪，也不等于一部固定不变的法规。

礼的传统早于儒家。周代政治与宗族生活已有繁密仪制，孔子所说“周监于二代”也表明周礼是在承继夏、商的叙述中被理解的。“礼”的古文字及其构形通常被联系到祭祀、器物与奉献，但由字形直接推出后来儒家的全部义理并不可靠。到春秋战国，礼已从祭祀典礼扩展为涵盖亲疏、尊卑、辞受、政教的广义秩序，而儒家进一步追问：仪文凭什么成立，又怎样才不沦为空壳。

传世材料层次不一。《论语》保存孔门关于礼的集中问答，《孟子》《荀子》各自作出新的理论说明；《礼记》诸篇则汇聚战国至秦汉间的多层材料，其篇章年代与学派来源不能一概而论。讨论先秦之礼，宜以具体篇章和思想语境为单位，不把后来的礼学体系整体倒推给孔子。

孔子尊重周礼，却不是只求复刻器物名数。《论语》记他面对季氏“八佾舞于庭”而直言不可忍，批评的要点正在名分与实际权力不相称；他又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把礼从庙堂仪典落实到视听言动。礼因而既是既有的文化传统，也是行动者时时校正自身的尺度。“复礼”所要恢复的，不只是某项仪式，更是使人际关系与公共行为各得其宜的秩序。

不过，孔子并不以外在合式为充分条件。他反问“人而不仁，如礼何”，说明没有仁德，完备仪节仍可能只是表演；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否定把贵重礼物当作礼的本质。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宁取俭而不取奢，论丧宁取真切哀戚而不取仪文纯熟。这里不是取消仪节，而是要求文饰有真情、物用合分寸。礼必须有仁敬为本，仁敬也须借礼获得可见而可共同遵行的表达。

有子所说“礼之用，和为贵”，揭示礼的目的之一是使关系协调；但他紧接着说若只知求和而不用礼节制，也行不通。可见“和”不是无原则退让，礼也不是压平差异。礼以一定界限成就可持续的和，使亲爱、尊敬、哀戚、喜乐都不过度也无不及。

《论语》中的礼首先是一种可练习的行动语法。弟子从洒扫应对、衣冠辞让学起，在重复实践中形成对场合、身份和他人感受的判断。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表明良好倾向若没有礼来裁节，也会走向疲敝、畏缩、扰乱或伤人。礼的作用不是压制所有情感，而是使德性在具体处境中取得恰当形式。

丧礼尤其显示情感与仪文的关系。孔子论丧重“戚”，又在宰我质疑三年之丧时追问其心能否安于食稻衣锦，讨论的焦点落在报亲之情与内心安否，而不只是守制天数。《孟子》进一步说“礼之实，节文斯二者”，其中“斯二者”承接事亲、从兄：亲爱与敬长是人伦之实，礼则为它们规定等差、节度和表达。所谓“节”是限制与区分，“文”是使内在情感形成可辨识的行动形式。

礼也进入政治。孔子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对照单靠政令刑罚，认为德礼能够使人产生羞耻并自求归正。这不是说先秦儒家完全排斥刑政，而是强调稳定秩序不能只依赖外在威慑。礼通过教育、示范和共同习惯塑造行为预期，使人知道何者可为、何者可耻；它的成效因而同时关乎制度安排和人格养成。

孔子承接周礼而赋予它鲜明的修身意义。他一方面以礼维护名分和公共秩序，另一方面反复用仁、敬、俭、戚检验仪节是否有本。对孔子而言，仁与礼不是内心和外制的简单对立：“克己复礼为仁”表明仁必须在合礼行动中完成，“人而不仁，如礼何”又表明礼须以内在德性为根。孔子未留下系统礼典，其言说多针对具体人物和事件，重在示范如何于情境中权衡。

孟子较少铺陈仪制，而把礼纳入仁义礼智的内在德性结构。他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又说“恭敬之心，礼也”，意在说明礼的道德根据并非完全从外部灌入，人本有敬让的发端。但“端”只是萌芽，仍须扩充、学习并落实为节文。孟子也会用礼裁定辞受、进退与君臣交往：合礼不仅是谦恭，还关乎是否以正当方式待人。其重心在说明主体何以能够认同礼、实践礼，而非否定礼的社会形式。

荀子则把礼发展为一套关于欲望、资源与群体秩序的系统理论。他从“人生而有欲”说起：欲而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就会争乱困穷，所以先王制作礼义以明分，使人的欲望得到有节制的供养。礼不是灭绝欲望，而是让欲与物相持而长；也不是只靠真情自然流露，因为情欲本身不能自动产生稳定尺度。贵贱、长幼、贫富、职分及丧祭文饰，都被纳入礼的差等安排。

荀子还强调礼能“养”、能“别”、能“群”：它利用音乐、仪容、器物和制度表达情感，又以名分防止争夺，使众人能够分工合作。他以“礼者，人道之极也”概括其地位，并把学、师、法和长期积习视为成礼的必要条件。三家都反对有仪无德，也都承认礼有裁节群体生活的作用；差异在于，孔子侧重仁礼互成与情境实践，孟子突出敬让之心的内在发端，荀子则着力说明礼的制作、学习与制度功能。

礼与仁最为相即。仁给礼以关怀人的内核，礼给仁以可实行的边界和形式；离仁之礼可能僵化为排场，离礼之仁则可能因私爱而失去公正分寸。礼与义也不可混同：义偏重判断何者应当，礼偏重把这一判断落实为辞受、亲疏、进退和仪文；具体礼制若与应当原则冲突，先秦儒者并非没有损益与权变的空间，但权变不等于任意弃礼。

礼与乐共同构成政教秩序的两面。礼辨异、立节、定分，乐则通情、成和；只见差等容易离散，只求和同又可能失去界限。荀子尤其把“礼别异”与“乐合同”并举，认为二者共同调节群体。礼又与孝、敬、让、耻相连：孝亲需要丧祭和奉养的节文，敬让构成行礼的情感态度，礼教所形成的羞耻则使人不待刑罚而有所不为。

礼与法同能约束行为，却不宜据后世范畴硬分为纯道德和纯法律。战国思想中的礼兼有习俗、制度、仪典和德教性质，法令刑罚也与政治组织相连。儒家之所以特别重礼，在于它不仅问行为是否受禁，还问情感能否得到适当表达、关系能否长久维系以及行动者能否在实践中成为君子。

秦汉以后，礼被纳入王朝制度与经学分类，《仪礼》《周礼》《礼记》逐渐取得经典地位，历代又不断损益礼典；宋明儒者更多从心性、天理解释礼的根据。制度化和哲理化都扩展了礼的含义，却不应倒置为孔孟荀共有的现成体系。先秦之礼首先是在周代传统解体与重组中，对情感、德性和群体秩序所作的多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