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阴阳观念在先秦的展开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立论，以阴阳观念为前提。然而阴阳并非自古便是包罗天地的哲学范畴；它有一个从素朴到深邃、从具体到普遍的漫长展开过程。不追溯这一过程，便无从体会《系辞》使用「阴阳」二字时所调动的全部文化积蕴。

（一）向日与背日：阴阳的原初经验

阴阳的原初意义，是极其具体的：日光的向背。山之南、水之北，日光所照，谓之阳；山之北、水之南，日光不及，谓之阴。这层意思，在《诗经》中保存得最为完好。《大雅·公刘》记公刘迁豳、相土定居之事：「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公刘登上山冈，测量日影，察看山地的向阳面与背阴面，考察水泉的流向——这是农耕民族选择聚居之地的实际操作。向阳之地暖而宜于居处稼穑，背阴之地寒而宜于避暑藏物；「相其阴阳」是生存的智慧，尚无形而上的意味。

《诗经》中「阳」字多见，皆不离此原初经验。《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阳者，日之温暖也。《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露水非得日光不能晒干。《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朝阳者，山之东坡，晨光所被之处。凡此「阳」字，皆指日光及其温热明亮之效。而「阴」字如《邶风·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指天色晦暗、云雨将至。阴阳在《诗》的世界里，是天气，是地形，是农人牧人抬头低头之间的切身感受：明与暗，暖与寒，燥与湿，舒展与闭藏。

这一原初经验规定了阴阳观念日后全部展开的基调：**阳总是与光明、温暖、生长、发散相连；阴总是与晦暗、寒冷、收敛、闭藏相连。**后世无论如何抽象化，这层感性底色从未褪去。《系辞》言「阳卦」「阴卦」，其字面深处，仍然回响着日光向背的古老经验。

（二）气化的阴阳：伯阳父论地震与医和论六气

阴阳观念的第一次重大跃升，是从地形天气之名，转为解释天地变化的「气」。《国语·周语上》记幽王二年（西周将亡之际），泾、渭、洛三川皆震，伯阳父论之曰：

「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

这段话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怎样估量都不为过。第一，阴阳在此已是「天地之气」，是充塞于天地之间、推动万物变化的实体性力量，而不再只是山坡的向背。第二，阴阳之气有其「序」——固有的运行秩序：阳气当升则升，阴气当降则降；地震不是神怒，而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的气机失调。这是以自然之理解释灾异，把变故从鬼神的意志手中收归天地自身的秩序。第三，气之失序与人事相关——「若过其序，民乱之也」，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被看作同一个大秩序的两面。伯阳父由三川之震而断西周必亡，其推理的前提正是：天地之气的紊乱，即是人间之政紊乱的征兆与同构。

与伯阳父之论相辉映的，是《左传》昭公元年秦国医和论晋侯之疾：

「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医和把阴阳列为六气之首。阴气过度则生寒疾，阳气过度则生热疾。人身与天地通气，天地之气的过与不及，直接成为疾病的原因。这里的阴阳，已经是可以进入人体、影响血气的自然力量。医和进而以此谏晋侯之近女色：「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将人事之节制与气之秩序相贯通。

伯阳父与医和，一论国之兴亡，一论身之疾疢，而其思维方式如出一辙：**天地之间有阴阳二气，二气各有其序，序则安，失序则乱；人之身、国之政，皆在此气化秩序之中。**这一「气化的阴阳」，是《周易》大传阴阳哲学的直接前身。《系辞上》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正是把伯阳父、医和所见的气化秩序，提升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三）《左传》《国语》中的阴阳与占筮

春秋时期，阴阳观念又与占筮实践相互滋养。《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陨石与退飞，在叔兴看来只是「阴阳之事」——自然气象的变化，与人事吉凶本无必然关联；吉凶的根源在人自身的行为。这句「吉凶由人」，与「是阴阳之事」对举，说明春秋之世已有人明确地把自然变化（阴阳）与道德祸福（吉凶）划分开来，而将祸福之权归于人事。这一理性精神，与《系辞》此章由卦象而归结于「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即归结于人的德行抉择——正相呼应。

《国语·越语下》记范蠡论天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阳发展到极处便转向阴，阴发展到极处便转向阳，如同日行至极而回还，月满盈而复亏。这是阴阳消息、物极必反之理的明确表述。范蠡以此论兵、论时机：「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阴阳在此已是行动策略的范畴——进取与退守、刚强与柔弱的代称。这与《周易》乾坤刚柔之义，几乎是同一种语言。

至于《左传》所记诸多筮例，虽多以卦象物象（乾为天、坤为土、震为雷之类）立说，而阴阳消长之义已隐然贯乎其中。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见陈侯，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由卦象层层推演陈氏代齐之远运；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论鲁昭公之失国，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又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史墨以「物生有两」「各有妃耦」论君臣之位可以易处，并引大壮卦（震上乾下，雷乘于天）为证。「物生有两」即万物皆有对待，这正是阴阳观念的骨髓：**一切存在皆在对待之中，对待之双方可以消长、可以易位。**史墨用它来解释「君臣无常位」这一春秋政治的残酷现实——鲁君失民，季氏得民，位随之移。这一思路，与本章「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以君民结构论治乱，属于同一个思想世界：卦象的阴阳配置，即是政治权力的配置图。

（四）从对待到统摄：孔孟荀老庄中的阴阳

进入诸子时代，阴阳观念在各家手中呈现不同的面貌，恰可见其弥漫之广与用法之活。

孔子罕言天道。《论语》中「阴阳」二字并不成对出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然孔子并非无天道之思，其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言「天何言哉」，正见其默识天地生生之序。儒门后学作《易传》，以阴阳大义充实孔门天道之阙，可谓渊源有自。

《老子》则明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通行本第四十二章）万物皆背负阴而怀抱阳，阴阳二气激荡交冲而成和。此语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连，把阴阳纳入宇宙生成的图式：二者即阴阳，三者即阴阳与冲和之气。《老子》不但以阴阳论万物之体，更以阴阳（具体化为雌雄、牝牡、刚柔、强弱）论人事之用，而其独特之处，在于贵阴：「知其雄，守其雌」「牝常以静胜牡」「柔弱胜刚强」。此义与《系辞》此章尊阳之旨的对照，是本文后节的重心，此处先按下不表。

《庄子》承《老子》而畅论阴阳。《庄子·则阳》：「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内篇《大宗师》借子来之口曰：「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阴阳之于人，甚于父母——人是阴阳二气之所生所化，生死不过气之聚散。《田子方》篇更有一段惊人的宇宙论：「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至阴之气肃肃然凛冽，至阳之气赫赫然炎盛，两者交通和合而万物生。庄子笔下的阴阳，是弥满六合、鼓荡生化的宇宙洪流，人在其中如「游于天地之一气」。

《荀子》则以清明的理智界说阴阳：「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阴阳是天地间盛大的化育力量，与列星、日月、四时、风雨并列为自然之常。荀子又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阴阳相接触相交感，变化于是发生。荀子言阴阳，剥落了神秘意味，纯是自然哲学的语言；而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之论，与叔兴「吉凶由人」一脉相承。

综观以上，可以为先秦阴阳观念的展开勾出一条线索：由日光向背的具体经验（《诗》），到天地之气的秩序（伯阳父、医和），到对待消长的普遍法则（范蠡、史墨），再到宇宙生成与万物化育的根本力量（老、庄、荀），最终在《易传》中凝结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纲领。《系辞下》第四章正立足于这一纲领之上：当它说「阳卦」「阴卦」时，阴阳已不是山南水北，而是贯通天道人事的总范畴；当它由卦体的阴阳配置直接读出「君子之道」「小人之道」时，它所依凭的，正是数百年间层累而成的这一信念——阴阳之序，即天地之序，即人间之序。

尤须注意者：在这一展开过程中，阴阳始终不是善恶二元。阴不是恶，阳不是善；二者如昼夜寒暑，相待而成，缺一不可。《系辞上》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下》第六章）——道不在阳，亦不在阴，而在一阴一阳之相继相济。明乎此，则本章以阴卦系「小人之道」，便不可粗率地读为「阴即小人」；其间的分寸，正是全章义理最须细辨之处。下文论奇偶、论卦体、论君民，皆当时时回到这一分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