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传》《国语》中的阴阳与占筮

春秋时期，阴阳观念又与占筮实践相互滋养。《左传》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陨石与退飞，在叔兴看来只是「阴阳之事」——自然气象的变化，与人事吉凶本无必然关联；吉凶的根源在人自身的行为。这句「吉凶由人」，与「是阴阳之事」对举，说明春秋之世已有人明确地把自然变化（阴阳）与道德祸福（吉凶）划分开来，而将祸福之权归于人事。这一理性精神，与《系辞》此章由卦象而归结于「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即归结于人的德行抉择——正相呼应。

《国语·越语下》记范蠡论天道：「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阳发展到极处便转向阴，阴发展到极处便转向阳，如同日行至极而回还，月满盈而复亏。这是阴阳消息、物极必反之理的明确表述。范蠡以此论兵、论时机：「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阴阳在此已是行动策略的范畴——进取与退守、刚强与柔弱的代称。这与《周易》乾坤刚柔之义，几乎是同一种语言。

至于《左传》所记诸多筮例，虽多以卦象物象（乾为天、坤为土、震为雷之类）立说，而阴阳消长之义已隐然贯乎其中。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以《周易》见陈侯，遇观之否，曰「风为天于土上，山也」，由卦象层层推演陈氏代齐之远运；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论鲁昭公之失国，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又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史墨以「物生有两」「各有妃耦」论君臣之位可以易处，并引大壮卦（震上乾下，雷乘于天）为证。「物生有两」即万物皆有对待，这正是阴阳观念的骨髓：**一切存在皆在对待之中，对待之双方可以消长、可以易位。**史墨用它来解释「君臣无常位」这一春秋政治的残酷现实——鲁君失民，季氏得民，位随之移。这一思路，与本章「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以君民结构论治乱，属于同一个思想世界：卦象的阴阳配置，即是政治权力的配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