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将伐颛臾：扶不住的相，守不住的椟，看不见的萧墙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1 三声“求”

1.1 一场被说成“有事”的战争

季氏要去攻打颛臾。冉有先生和子路先生一同来见孔子先生，开口说的是：“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有事”两个字很值得停一下。要去打一个国家，说出口却成了“有事”。这不是冉有先生不会说话，恰恰是他太会说话。打仗是凶事，说“伐”就要担“伐”的名，说“有事”就轻巧得多，好像只是去办一桩公务。名一换，事的分量就被悄悄挪走了。

孔子先生一开口就把这层遮掩揭开了：“何以伐为？”你们说“有事”，我说这是“伐”。孔子先生平日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这里没有讲道理，只是把那个被藏起来的字原样放回去。整章的对话，就从一个名字的更正开始。

1.2 只叫了一个人的名字

来的是两个人，孔子先生却三次喊“求！”，一次也没有喊子路先生的名字。

这不是偏心。冉有先生是季氏的宰，管着季氏家里的实事，季氏要打仗，钱粮兵马都要从他手里过。子路先生在场，也有责任，所以孔子先生最后说“今由与求也，相夫子”，两人并责；可是真正握着事情的是冉有先生，所以每一句责问都冲着他去。

而且这三声“求”，每一声都接在冉有先生的一句话后面。冉有先生说一句，孔子先生就叫一次他的名字，再驳一次。读这一章，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冉有先生的三句话单独拎出来看。

1.3 辩解的三步

1.3.1 第一步：换名

第一句是“季氏将有事于颛臾”。这一步只是报告，但报告里已经换了名。事情还没开始辩，先把“伐”说成了“有事”，这是在言辞上先占一步。

1.3.2 第二步：推卸

孔子先生说“无乃尔是过与”，这难道不是你的过错吗？冉有先生答：“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是主人要打，我们两个做臣子的都不想打。

这一句把自己摘得很干净：我只是做事的人，主意不是我出的。

1.3.3 第三步：辩护

孔子先生引周任先生的话，说你们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该尽力，扶不住就该走。冉有先生接着说：“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颛臾城池坚固，又靠近季氏的私邑费，现在不拿下来，将来一定成为子孙的祸患。

这一句一出口，前一句就不攻自破了。刚才还说“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转眼就把攻打的理由讲得头头是道：地势、远近、后患，样样都想到了。一个真不想打的人，不会替这场仗把理由准备得这么周全。

所以孔子先生第三次喊“求”的时候，说的就不再是事情本身，而是冉有先生这个人的心：“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最厌恶的，就是明明想要，却不肯说“我想要”，偏要给它找一套说辞。

1.4 “必为之辞”

子夏先生说：“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有了过错，一定要去文饰它。冉有先生这三步，正是一步步地“文”：先文其名，再文其责，最后文其理。

孔子先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冉有先生的毛病，从来不是没有才干，而是才干总是先用在言辞上。他的言辞越周到，离那个“欲”字就越远，可那个“欲”字始终在那里。孔子先生不跟他争颛臾该不该打，先把这个“欲”字点出来，因为不点破这个，后面说什么都会被新的说辞挡回来。

2 冉有先生的病根：以“不能”为辞

2.1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孔子先生引周任先生的话：“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量出自己的力气，站到相应的位置上；做不到，就停下来，离开这个位置。

这句话有两层。一层是要你尽力：既然站在这里，就该把力气拿出来。另一层是给你一条退路：真做不到，那就走。两层合起来，就没有中间地带了。要么尽力去扶，要么退下来，唯独不能既站在位子上，又说“我做不到”。

冉有先生偏偏就站在这个中间地带上。“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意思就是：我不想，可我拦不住。拦不住却又不走，这正是“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不许的。

2.2 《论语》里的一条暗线

把冉有先生在《论语》里的几次出场连起来读，会发现孔子先生在这一章说的话，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对冉有先生一个老毛病的总结。

2.2.1 泰山前的“不能”

《八佾》里，季氏去祭泰山。祭泰山是诸侯的事，季氏是大夫，这是僭越。孔子先生对冉有先生说：“女弗能救与？”你不能挽救吗？冉有先生回答：“不能。”孔子先生叹道：“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一个懂得问礼之本的林放吗？

这是冉有先生第一次在季氏的错事面前说“不能”。

2.2.2 道路上的“力不足”

《雍也》里，冉有先生对孔子先生说：“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不是不喜欢老师的道，是力气不够。孔子先生答：“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真正力气不够的人，走到半路才倒下；你现在是还没走，就先给自己画了一条线。

这一次，冉有先生对着孔子先生的道，也说了“力不足”。

2.2.3 颛臾前的“不欲”

到了本章，冉有先生说的是“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话换了，意思没变：错不在我，我拦不住。

2.2.4 “具臣”与“不可则止”

《先进》里，季氏的子弟季子然先生问孔子先生：仲由和冉求，算得上大臣吗？孔子先生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所谓大臣，是用道来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去。仲由和冉求，只能算是凑数的臣子。

季子然先生又问：那他们是不是什么都顺从？孔子先生说：“弑父与君，亦不从也。”杀父杀君这种事，他们也不会跟着做。

这里的“不可则止”，和本章的“不能者止”，是同一条道理。两处说的都是由与求，两处都落在一个“止”字上。孔子先生对这两个学生的判断很清楚：他们有底线，大逆不道的事不会做；可是在底线以上，他们不能“以道事君”，也不肯“止”，于是只能做“具臣”。

2.2.5 “鸣鼓而攻之”

这条线的尽头，是《先进》里的另一章：“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季氏已经比周公还富，冉有先生还在替他搜刮。孔子先生说：这不是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敲着鼓去声讨他。

从泰山前的“不能”，到道路上的“力不足”，到颛臾前的“不欲”，再到替季氏聚敛，冉有先生走的是一条连贯的路。每一次他都有话说，每一次他都没有“止”。

2.3 “不欲”与“不能”是同一种辞

孔子先生说“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指的是冉有先生不说自己想要。可是把这条暗线连起来看，冉有先生还有另一面：对孔子先生的道，他是“舍曰不欲，而必为之辞”。他不说“我不想走这条路”，只说“力不足”。

一面是想要的，偏说不想；一面是不想的，偏说不能。方向相反，手法一样，都是不肯把自己的心直接说出来，用一句话把它挡在外面。孔子先生在《雍也》里说“今女画”，在这里说“必为之辞”，揭的是同一层东西。

2.4 惋惜

说到这里，不能把冉有先生说成一个小人。《左传》哀公十一年，齐国来攻鲁，冉有先生领兵出战，打了胜仗。季氏问他：你的军事本领，是学来的，还是天生的？冉有先生说：学之于孔子。后来孔子先生能从外面回到鲁国，也与冉有先生的劝说有关。

孔子先生在《先进》里列四科，冉有先生在“政事”一科，排在子路先生前面。孔子先生说“求也艺”，说他“可使为之宰”。这样一个有才干、念师恩的学生，偏偏在最要紧的地方，总是把才干用在“为之辞”上。三声“求”，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恨铁不成钢。正因为知道他做得到，才不肯接受他的“不能”。

3 颛臾是谁的臣

3.1 三重身份

孔子先生替颛臾说话，只用了一句话，却说了三层：“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第一层，“先王以为东蒙主”。颛臾是先王封立的，职责是主持蒙山的祭祀。它的存在，来自先王的命，连着山川之神。

第二层，“在邦域之中”。它就在鲁国的疆域里面，不是外敌。

第三层，“社稷之臣”。它是鲁国公室的臣，向鲁君负责。

这三层，一层是天命与祭祀，一层是疆土，一层是君臣名分。季氏要伐颛臾，三层都碰到了：废先王所立的祭祀，在自己的国土里动刀兵，攻打公室的臣子。

3.2 “二臣”与“社稷之臣”

这一章里，“臣”字出现了两次，说的却是两种臣。

冉有先生自称“吾二臣者”。他是季氏的家宰，他说“臣”，心里装的是季氏。

孔子先生说颛臾是“社稷之臣”。颛臾的“臣”，是对社稷、对鲁国公室而言的。

两个“臣”字放在一起，问题就清楚了：季氏是鲁国的大夫，本来也是公室的臣。颛臾和季氏，原本是同一位君主之下的两个臣子。季氏伐颛臾，是一个臣去吞并另一个臣，把本属于公室的土地和人民收到自己家里。冉有先生站在季氏一边，只看到“颛臾近于费”；孔子先生站在社稷一边，看到的是季氏在一块一块地挖空公室。

3.3 从泰山到东蒙

前面说过，季氏曾经去祭泰山。泰山在鲁国境内，可祭泰山是诸侯的礼。季氏去祭，是把公室的祭祀拿到自己手里。

现在季氏要伐的颛臾，恰好是替先王主祭东蒙的国家。一次是自己去祭不该祭的山，一次是去灭掉替先王祭山的国。两件事合在一起看，季氏的做法是一贯的：山川之祭本来是天命与君位的象征，季氏一次次地伸手去拿。

而两次站在旁边的，都是冉有先生。泰山那一次，孔子先生问“女弗能救与”，他答“不能”。东蒙这一次，孔子先生问“无乃尔是过与”，他答“不欲”。孔子先生在泰山一事上叹“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意思是泰山之神不会接受非礼的祭祀。到了颛臾一事，他说“何以伐为”，意思是先王所立的东西，凭什么由你来废。

4 相、柙与椟

4.1 “相”是扶盲人的人

孔子先生说：“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相”这个字，在孔子先生口中有一个很具体的样子。《卫灵公》里，乐师冕先生来见孔子先生。乐师是盲人。走到台阶前，孔子先生说：“阶也。”走到座位前，说：“席也。”大家坐下，又一一告诉他：某某在这里，某某在那里。乐师冕先生走后，子张先生问：这是和乐师说话的方式吗？孔子先生说：“然。固相师之道也。”是的，这本来就是扶助乐师的方式。

用这个样子来读本章，“相”的意思就非常清楚。相，是在一个看不见路的人身边，替他看路、扶着他走的人。前面有台阶，要告诉他；前面有坑，要拉住他。

季氏此时，就是那个看不见路的人。他眼里只有颛臾城坚、离费邑近，看不见自己正往哪里走。冉有先生和子路先生，就是站在他身边的“相”。主人已经走到坑边了，扶着他的人却说：是他自己要往前走的，我拦不住。那还要扶着的人做什么？

4.2 “以道佐人主者”

老子先生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佐人主”，就是“相”。老子先生说，用道来辅佐君主的人，不会用兵去逞强，因为用兵的事一定会反过来报到自己身上。孔子先生说“相”要“持”要“扶”，老子先生说“佐人主”要“不以兵强”。一个从儒家讲，一个从道家讲，在这一章交汇到一处：辅佐的人，第一件事就是不让主人走上动兵这条路。

冉有先生不但没有拦，还替这一仗想好了理由。老子先生说“其事好还”，这一章的结尾，孔子先生说“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正是“好还”：兵还没动，祸已经在家里埋好了。

4.3 “其安易持”

孔子先生用了“持”字：“危而不持。”老子先生也用这个字：“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事情安稳的时候，最容易持守；祸乱还没有露出苗头的时候，最容易谋划。所以要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去做，在乱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去治。

把这两句放在一起，“持”的意思就深了一层。“危而不持”说的是已经危了还不去扶。老子先生说的是，最好的“持”在“安”的时候，那时最省力。冉有先生做季氏的宰，季氏走到今天要伐颛臾这一步，不是一天的事。季氏祭泰山时，季氏聚敛时，都是可以“持”的时候。一次次“不能”，到今天就成了“危”。

4.4 两种“防患于未然”

冉有先生的第三句话，“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听上去也像是“为之于未有”。他也在想后患，也在为未来打算。

可是两种“防患”方向正好相反。

冉有先生的办法，是先动手：祸患可能来自颛臾，那就趁现在把颛臾灭掉。这是往外去除掉一个可能的对手。

老子先生和孔子先生的办法，是往里修：让自己安，让自己和，让祸乱没有地方生出来。老子先生说“治之于未乱”，治的是自己；孔子先生说“修文德以来之”，修的也是自己。

先下手的做法，每除掉一个对手，就会生出更多的对手，因为别人都看见了你会先下手。修自己的做法，不必去找对手，对手自然会少。冉有先生以为自己在为子孙打算，其实是在给子孙结仇。

4.5 虎兕与龟玉

孔子先生又说：“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老虎和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和美玉在匣子里被毁了，这是谁的过错？

老虎、犀牛是凶猛的东西，关在柙里，就不会伤人；龟甲、美玉是贵重的东西，龟用来占卜，玉用来行礼，都是国家的重器，放在椟里，就不会损坏。柙和椟，都是有人看管的。东西跑出来了、坏掉了，不能怪老虎，也不能怪美玉，只能怪看管的人。

放回这件事里：季氏想动兵的那股凶性，就是柙里的虎兕；颛臾这个先王所立、主持祭祀的国，就是椟中的龟玉。冉有先生和子路先生，就是看柙守椟的人。现在虎兕要出柙，龟玉要毁于椟中，看守的人却说“夫子欲之”。孔子先生这一问，就是把责任从季氏身上，拉回到冉有先生自己身上。

4.6 看守者就是盗

庄子先生在《胠箧》里讲过一个道理：人们为了防备撬箱子、掏口袋的小偷，就把箱子捆紧、把锁锁牢，这是世人所说的聪明。可是大盗来了，背起箱子、扛起柜子就走，还唯恐捆得不紧、锁得不牢。那么，先前所说的聪明，不正是在替大盗积攒东西吗？庄子先生接着说：“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偷一个衣带钩的要被杀，偷一个国家的反而做了诸侯。

把这段话放到这里，意思又深了一层。冉有先生要防的，是颛臾这个“小偷”，怕它将来威胁费邑。可在鲁国这只大椟里，真正把公室的东西一块块搬走的，正是季氏自己。冉有先生为季氏筹划的“守备”，攻下颛臾、巩固费邑，只是让季氏这个大盗的箱子捆得更紧。

《颜渊》里，季康子先生担心国内盗贼多，来问孔子先生。孔子先生答：“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您自己不贪，就是悬赏让人去偷，也没人会偷。伐颛臾的季氏，正是季康子先生。他担心别人偷，担心别人来犯，孔子先生每一次都把问题指回他自己的“欲”。本章说“舍曰欲之”，《颜渊》说“苟子之不欲”，两处说的是同一个字。

5 均与安

5.1 季氏担心的，和孔子先生担心的

孔子先生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季氏为什么要伐颛臾？说到底，是嫌自己的地不够多、人不够多，是怕“寡”，怕“贫”，怕将来守不住。孔子先生偏说，有国有家的人，不该担心这些，该担心的是“不均”和“不安”。

这句话常被读成财富要平分，人人一样多。可是放回鲁国当时的样子来看，孔子先生说的“均”，所指要具体得多。

5.2 鲁国的“不均”

《左传》昭公五年记载，鲁国“舍中军”，把公室的军队和土地重新分配，“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公室被分成四份，季氏拿走两份，孟孙氏、叔孙氏各拿一份。公室自己，反而要靠三家的贡纳过日子。

这就是鲁国最大的“不均”。不是百姓之间分得不平，而是大夫占了国君的东西，一家占了一半。季氏嫌“寡”，嫌“贫”，可是整个鲁国，再没有比季氏更不“寡”、更不“贫”的了。

所以孔子先生这句话，是对着季氏说的。你担心少，担心穷，可是鲁国真正的病，是你拿得太多，把上下的分寸打乱了。病根在“不均”，不在“寡”。你越是去拿，就越“不均”；越“不均”，就越“不安”；越“不安”，你就越觉得要再去拿。伐颛臾，不是在治这个病，是在加重它。

5.3 “均”是各得其分

荀子先生在《王制》里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又说：“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如果名分都一样，就没有谁偏向谁；如果权势都一样，就不能统一；如果人人都一样，就没有谁能使唤谁。两个同样尊贵的人不能互相侍奉，两个同样卑贱的人不能互相使唤，这是天然的道理。

荀子先生的意思是，不能把“均”理解成人人一样。真正的“均”，是各人在各人的位置上，拿该拿的，守该守的。君有君的分，大夫有大夫的分，颛臾有颛臾的分。季氏的问题，恰恰是大夫拿了君的分，现在又要去拿颛臾的分。

这样看，“不患寡而患不均”就不是一句讲分财的话，而是一句讲名分的话。名分一乱，东西再多也不够；名分正了，东西少一点也能安。所以孔子先生说“均无贫”：各得其分，就没有人觉得穷。

5.4 天之道与人之道

老子先生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天的道理，是把多出来的减掉，补给不够的。人的做法却相反，是从不够的人那里拿，去供奉已经有余的人。

季氏伐颛臾，正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样子。颛臾是一个小国，季氏已经拥有鲁国的一半，现在还要从小国身上再割一块下来，补到自己这个“有余”上去。孔子先生说“均”，老子先生说“天之道”，说的是同一件事：多的要让，少的要补，这是天理。季氏反过来做，就是逆天而行。

5.5 “不知足”与“欲得”

老子先生又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的时候，战马被牵回田里拉粪耕地；天下无道的时候，连怀胎的母马都要上战场，在郊野里生下小马。最大的祸，是不知足；最大的过，是想要得到。知道满足的那种满足，才是长久的满足。

这一段几乎就是在写季氏。季氏“不知足”，所以嫌寡嫌贫；季氏“欲得”，所以要伐颛臾；“戎马生于郊”，就是“谋动干戈于邦内”。孔子先生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揪住的是“欲”；老子先生说“咎莫大于欲得”，揪住的也是“欲”。儒道两家在这里说的是同一个病。

老子先生说“知足之足，常足矣”，孔子先生说“均无贫”，两句话可以互相解释：为什么各得其分就不会穷？因为知足的人，本来就不觉得穷。穷不穷，不全在东西有多少，还在心里有没有那个“欲得”。

5.6 “和无寡”

孔子先生说“和无寡”：上下和睦，就不会觉得人少。

孟子先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孟子先生这里正好用了一个“寡”字。人少不少，不在于你手下有多少兵、多少地，而在于有没有人愿意帮你。得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多；失道的人，帮助他的人少，少到极点，连亲戚都会背叛他。

季氏怕“寡”，就去伐颛臾，想多拿一块地、多得一些人。可是伐颛臾正是失道之举，失道就“寡助”。地越拿越多，人心越拿越少，越拿越“寡”。孔子先生说“和无寡”，孟子先生说“寡助之至，亲戚畔之”。“亲戚畔之”这四个字，放到这一章的结尾，就是“萧墙之内”。

6 远人与邦内

6.1 “修文德以来之”

孔子先生说：“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这几句话有一个清楚的顺序。远方的人不服，不去打他，而是修自己的文德，让他自己来。来了以后，不是就此不管，而是要让他安下来。“来之”是第一步，“安之”是第二步，两步都是靠自己的德，而不是靠兵。

《子路》里，叶公先生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先生答：“近者说，远者来。”让近处的人高兴，远处的人自然会来。远者之所以来，是因为近者先高兴了。

《为政》里，孔子先生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极星不动，众星绕着它转。修德的人不用出去拉人，人会自己围过来。

6.2 颛臾不是远人

孔子先生讲“远人不服”，可是颛臾根本不是远人。前面已经说过，它“在邦域之中”，就在鲁国里面。

这就是孔子先生这几句话的分量。对远方不服的人，尚且要修德让他来，来了还要让他安。何况颛臾就在家门口，本来就是社稷之臣，从来没有“不服”过，怎么反倒要去打它？

远的人要“来之”“安之”，近的人却要“伐之”，季氏把亲疏远近的次序完全弄反了。

6.3 “大国以下小国”

老子先生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大国应当像江海的下游，天下的水都流向它。大国对小国谦下，就能得到小国的归附；小国对大国谦下，就能得到大国的容纳。大国想要的，不过是兼养更多的人；小国想要的，不过是投靠一个可靠的人。两边要的都能得到，而大的那一方，尤其应该处在下面。

这一段跟“修文德以来之”正好相合。老子先生也说大国可以“取小国”，可是取的方法是“下”，不是“伐”。季氏若真想把颛臾收拢过来，老子先生早就给了路：自己处下，颛臾自然会来。季氏偏要用兵，用兵就是“上”，是逞强。老子先生说“大者宜为下”，季氏以大临小，以强压弱，最后得到的只会是颛臾的怨恨，以及所有旁观者的戒心。

6.4 “固而近于费”与“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冉有先生攻打颛臾的理由，第一个字是“固”：颛臾城池坚固。他担心的，是一个坚固的城池离费邑太近。

孟子先生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城墙不是不高，护城河不是不深，兵器铠甲不是不坚利，粮食不是不多，守城的人却弃城而逃，这就是地利不如人和。所以说，要留住百姓，不靠疆界；要巩固国家，不靠山河险阻；要威服天下，不靠兵器锋利。

这段话几乎是在隔着时代回答冉有先生。冉有先生只看到颛臾城“固”，觉得这是威胁；孟子先生说，真正的“固”不在城墙。颛臾城再坚，只要季氏得人心，它就不是威胁；费邑城再坚，只要人心不在，它就守不住。冉有先生要拿下一座“固”城来巩固费邑，可他没有想过，费邑自己“固”不“固”，取决于费邑里面的人。

6.5 方向全反

孔子先生最后一段话，把季氏的处境摆得很清楚：“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

远处的人不服，你们招不来；国内四分五裂，你们守不住。在这种时候，你们却在谋划着在国内动兵。

“修文德以来之”的方向，是从里往外：先把里面修好，外面的人自然来。季氏的方向，是在里面动刀：里面已经分崩离析，还要再砍一刀。远的来不了，近的守不住，偏偏还要把刀砍向近处。孔子先生没有说一句重话，只是把“远人”“邦”“邦内”三个词并排放着，季氏有多颠倒，就一目了然了。

7 萧墙之内

7.1 “季孙之忧”

全章最后一句：“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冉有先生说“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先生就顺着这个“忧”字说下去：你说的忧，我也承认季孙会有忧，可那个忧不在颛臾，而在你们自己的门墙之内。

孔子先生没有否认冉有先生的担心，只是把担心的方向扭转过来。这和前面一样，冉有先生总在往外看，孔子先生总把他的目光拉回到里面。

7.2 费邑的结局

冉有先生担心颛臾“近于费”，怕颛臾将来威胁费邑。可是费邑后来真正出事，祸根并不在颛臾。

《阳货》里有一章：“公山弗扰以费畔。”季氏的家臣，就在费邑据城反叛。在此之前，季氏的另一个家臣曾经把季氏的家主囚禁起来，挟持季氏，号令鲁国。后来鲁国要拆毁三家私邑的城墙，费邑的人竟然起兵攻打鲁国都城。

季氏担心外面的颛臾威胁费邑，真正拿费邑来作乱的，却是季氏自己的家臣。冉有先生说颛臾“固”，说要先下手；可是最“固”、最危险的，恰恰是季氏自己修起来的费邑城墙，以及守在城里的季氏家臣。孔子先生一句“萧墙之内”，落到后来的事实上，分毫不差。

7.3 萧墙的另一层

“萧墙”是国君宫门前的屏墙。说“萧墙之内”，除了指季氏家里，还有一层更隐微的意思。

前面说过，颛臾是“社稷之臣”，属于鲁国公室。季氏为什么偏偏要打颛臾？一个属于公室的国，就在费邑旁边，这本身就让季氏不安。季氏真正提防的，未必是颛臾本身，而是颛臾背后的鲁君。他怕的是，有朝一日鲁君要收回权力，颛臾会站到鲁君那一边。

孔子先生说“萧墙之内”，萧墙是国君的屏墙。这句话也可以读成：季氏的心病，其实在鲁君的宫墙之内，在他与鲁君之间那层说不出口的猜疑里。季氏占了公室的一半，就永远要提防公室有一天来讨还；越是提防，就越要去吞掉公室的羽翼；越吞，就越心虚。这才是季孙真正的忧。

一句“萧墙之内”，同时指向了两边：往下，是季氏的家臣会反叛季氏；往上，是季氏自己正在背弃鲁君。季氏对鲁君做的事，他的家臣会照样对他做一遍。

7.4 《季氏》前三章要连起来读

7.4.1 第二章：征伐自谁出

《论语·季氏》以这一章开篇。紧接着的第二章是：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天下有道，制礼作乐、出兵征伐都由天子决定；天下无道，就由诸侯决定。由诸侯决定，大概传十代很少有不丧失的；由大夫决定，传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由大夫的家臣把持国政，传三代很少有不丧失的。

把这一章接在“季氏将伐颛臾”后面读，意思就很清楚了。季氏要伐颛臾，“伐”就是征伐。季氏是大夫，这正是“征伐自大夫出”。第一章是一件具体的事，第二章就是这件事背后的通则：大夫擅自征伐，五代之内，很少有不丧失的。

而第二章里的“陪臣执国命”，陪臣就是大夫的家臣。季氏的家臣据费反叛、挟持季氏，正是“陪臣执国命”。第一章末尾说“萧墙之内”，第二章就把萧墙之内的东西点了名。

7.4.2 第三章：三桓之子孙

第三章是：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爵禄的决定权离开鲁国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里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也衰微了。

冉有先生在第一章说：“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第三章正好回答了这个“子孙”：三桓的子孙确实会衰微。冉有先生的担心没有错，季氏的子孙果然有忧。可是忧从哪里来？第三章说得明明白白：因为“政逮于大夫”。季氏子孙衰微的原因，不是颛臾没有被拿下，而是季氏当初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7.4.3 一条完整的因果

三章连起来，就是一条完整的线：

第一章是一件事：季氏要伐颛臾，冉有先生替他找理由，说是为了子孙。

第二章是一条通则：征伐出自大夫，传不过五代；家臣把持国政，传不过三代。

第三章是鲁国的结局：政权落在大夫手里，三桓的子孙已经衰微。

冉有先生说“为子孙忧”，第三章说“子孙微矣”。孔子先生说“萧墙之内”，第二章说“陪臣执国命”。第一章里的每一句担心，后两章都给出了答案，而答案都和冉有先生想的相反。季氏要用伐颛臾来保子孙，可伐颛臾本身就是“征伐自大夫出”，正是让子孙衰微的那条路。

编这一篇的人把这三章排在一起，不需要多说一句话，季氏的命运就已经写完了。

7.5 “其事好还”

回到老子先生那句话：“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季氏占公室，家臣就占季氏；季氏以大夫行诸侯之事，家臣就以陪臣执国命；季氏想用兵去保住自己拿到的东西，用兵这件事就会回到他自己身上。这就是“好还”。

孔子先生在这一章里没有讲天道报应，也没有预言什么，他只是一层层地把目光往里拉：从颛臾拉回到冉有先生，从冉有先生拉回到季氏的“欲”，从季氏的“欲”拉回到鲁国的“不均”，最后拉回到萧墙之内。冉有先生每往外推一步，孔子先生就往里收一步。

孔子先生把一切都归到“修”上：修文德，修己以安百姓，安远人之前先安邦内，安邦内之前先安自己的心，不让那个“欲”字在心里做主。老子先生说“治之于未乱”，“知足之足，常足矣”。修好里面，外面的忧患自己就会少；不修里面，城墙筑得再高，祸也只会从墙里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