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的再分配：通胀、国债与“信”

物价涨了，大家都觉得是“东西变贵了”。可如果换个角度看，其实是“钱变轻了”。钱变轻这件事，并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轻：有人因此吃亏，有人因此得利，而这一切不用开会，不用投票，也不用发布任何公告。

国债也是一样。人们常问“国家欠这么多钱，到底要不要还”，好像答案只有“还”和“不还”两种。实际上，国债还有第三种结局：不必真的还清，而是被经济增长和通胀慢慢“冲淡”。问题在于，冲淡也是有代价的，代价总要落到某些人头上。

这篇文章想把这两件事讲清楚：通胀怎样悄悄地重新分配财富；国债最后由谁、以什么方式承担；以及现代货币理论（MMT）为什么让一些人兴奋、让另一些人害怕。讲的过程中，会借用先秦的两个老概念作为线索——一个是“权量”，一个是“信”。前者是尺子，后者是人们对尺子的信任。通胀和国债，说到底都是这两样东西的问题。

1 通胀：一把悄悄变短的尺子

1.1 通胀到底是什么

1.1.1 名义与实际

先把一组最基本的概念讲清楚。

我们平时说的工资、存款、房价、债务，都是用“多少元”来表示的，这叫名义值。但钱本身不能吃不能穿，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些钱能换来多少东西，这叫实际值。

通胀，就是同样多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变少了。如果一年里物价平均上涨了5%，那么年初的100元，到年底只相当于年初的约95元。账面上的数字没有变，但它的“分量”变轻了。

所以，判断一个人在通胀里是赚是亏，不能看账面数字涨了多少，要看账面数字涨得比物价快还是慢：

• 工资涨了3%，物价涨了5%，实际工资是下降的；
• 存款利率2%，物价涨了5%，存款的实际收益大约是负3%；
• 房贷利率4%，物价涨了6%，借钱的人实际承担的利率大约是负2%——等于有人在替他还钱。

最后一条非常关键，后面会反复用到。经济学里有一个近似的式子：

实际利率 ≈ 名义利率 − 通胀率

名义利率是合同上写的，通胀率是事后才知道的。两者一相减，就决定了借贷双方实际上谁占了谁的便宜。

1.1.2 朝三暮四：人为什么看不见这件事

既然道理这么简单，为什么大多数人感觉不到呢？因为人天然只看数字。

《庄子·齐物论》里有一个人人都知道的故事：

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

养猴子的人给猴子分橡子，说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都发怒；改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都高兴了。庄子先生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名和实都没有变化，猴子的喜怒却被调动起来了。

通胀里的情形恰好反过来，而且更糟：名变了，实亏了，人却还在高兴。工资从5000涨到5200，人会觉得“涨工资了”；但如果同期物价涨了6%，这个人实际上是降薪了。经济学把这种只看名义数字、忽视实际购买力的倾向叫做货币幻觉。通胀之所以能“悄悄”地重新分配财富，靠的正是这种幻觉——大多数人只数早上拿到几个橡子，不算一天下来一共拿了几个。

1.1.3 货币是天下共用的尺子

古人对“尺子”这件事格外看重。孔子先生讲为政之道，第一条就是：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

“权”是秤，“量”是斗斛之类的容器。《礼记·月令》说，每年仲春，昼夜等长的时候，要“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把长度、重量、容量的标准统一校正一遍。

为什么要这样郑重？因为尺子是所有交易、所有契约的共同基础。买卖一斗米，借出一石粟，约定一年后归还——这一切都默认“一斗”是不变的。如果有人能悄悄改变斗的大小，他就能在不违反任何一份契约的情况下，改变所有契约的实际内容。

今天，货币就是天下最大的权量。工资合同、存款、贷款、养老金、国债，全都是用货币写成的。通胀等于把这把尺子悄悄改短了：所有人的契约字面上都被严格履行了，可是每一份契约的实际分量都变了。这正是“再分配”而又“不经表决”的原因——它不需要改写任何一份合同，只需要改变尺子本身。

1.2 谁在交通胀税

1.2.1 存款人与负债人

借贷合同是用名义值写的。借100万，约定一年后还104万，这个“104万”是固定的。如果这一年物价涨了6%，那么借款人还回去的104万，实际购买力还不如当初借的100万。损失的这部分，由放贷的人承担了。

所以，通胀最直接的效果是：财富从债权人流向债务人。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真正造成再分配的，主要是没有被预料到的通胀。如果所有人都准确预料到明年物价会涨6%，放贷的人就会要求10%的利率，而不是4%，通胀的影响就被提前计入价格了。问题在于：

• 很多合同是长期的、利率固定的，比如三十年期的固定利率房贷、十年期的国债。签合同的时候没人知道未来十年、三十年的通胀是多少；
• 普通人的存款利率往往调整得很慢，银行并不会因为通胀上升就立刻提高存款利率；
• 现金和活期存款几乎没有利息，通胀多少，它们就实际损失多少。

所以，在现实中，普通储户常常是通胀里最稳定的“纳税人”。他们没有签任何赌未来通胀的合同，只是把钱存在了银行，却实实在在承担了损失。

1.2.2 拿固定收入的人与握有资产的人

第二条再分配的路径，发生在“收入固定的人”和“握有实物资产的人”之间。

拿固定收入的人：工资通常一年调一次，甚至几年不调；退休金的调整往往滞后于物价；很多合同约定的报酬是固定金额。物价是每个月都在涨的，收入却要等很久才跟上——这段时间差里的损失，就是他们交的税。

握有实物资产的人：房子、土地、股票背后的企业、黄金、存货，这些东西的价格大体会随着物价一起上涨。一套房子不会因为钱变轻了就变小，所以它的名义价格会上升，实际价值基本保住了。

如果这个人还是借钱买的资产，效果就更明显了：资产价格随通胀上涨，债务却按名义值固定不变，涨出来的部分全归他自己。借得越多，得利越多。

把这两条路径放在一起，可以列成一张表：

当然，这张表只是大体的倾向，不是绝对的规律。股票在高通胀时期也可能下跌，房价也受很多别的因素影响。但大方向是清楚的：手里握着“固定数目的钱”的人吃亏，欠着“固定数目的钱”或握着“实物”的人得利。

1.2.3 天之道与人之道

看到“债务人得利”，有人会觉得通胀是件好事：欠债的多是穷人，放贷的多是富人，通胀岂不是在劫富济贫？

老子先生有一段话，正好可以拿来检验这个想法：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

如果通胀真的是从富人手里拿钱补贴穷人，那它就近于“天之道”。可是看看现实中谁是最大的借款人：

• 能借到大笔钱的，是有抵押品、有信用、有资产的人和企业；
• 能借钱买资产、靠杠杆放大收益的，往往是本来就富裕的人；
• 而手里只有一点存款、拿着固定工资的，恰恰是普通家庭。

所以，通胀在很多时候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从没有资产的人那里拿走购买力，交给握有资产、善于借债的人。它看上去像在帮负债的穷人，实际上受益最多的，常常是最会负债的富人，以及下面要说的政府。这是通胀最隐蔽的地方：它打着“天之道”的旗号，走的是“人之道”。

1.2.4 政府：最大的负债人，也是管尺子的人

在所有债务人里，政府是最特殊的一个。它有三个身份同时叠在一起：

第一，它是最大的负债人。 国债是用本国货币写成的名义债务。通胀越高，这些债务的实际分量就越轻。假设一个国家的国债相当于一年经济总量的100%，如果几年里物价累计上涨了30%，而国债的名义数额没变，那么债务的实际负担就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

第二，它在发行货币中直接获益。 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印出的钞票，本身不付利息，却能用来购买真实的东西。物价越涨，人们手里的现金越贬值，这部分贬值的购买力实际上转移给了发行货币的一方。经济学把这叫做铸币税，也直接叫通胀税。粗略地说，如果社会持有的现金和不付息的存款共有10万亿元，通胀率是5%，那么一年里，这些钱的持有者就“缴纳”了大约5000亿元的购买力。

第三，它从税制中额外得利。 很多税的起征点和税率档位是用名义值规定的。工资名义上涨了，实际上并没有涨，却可能因此跨进更高的税率档位，交更多的税。这叫税级爬升。政府什么税法都没改，税收却多了。

这三条加在一起，就能看出通胀税最特别的地方：正常的税要经过立法、要公开辩论、要有人投票；通胀税不用。 它没有名目，没有税单，没有征收的过程，只是尺子变短了。

《大学》里有一句很重的话：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宁可有偷盗府库的臣子，也不要有替君主搜刮百姓的臣子。盗臣偷的是国库，聚敛之臣拿的是民间。通胀税的危险在于，它让“聚敛”变得极其容易而又不留痕迹——不需要一个聚敛之臣，只需要让尺子短一点。老子先生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明面上的税，百姓至少看得见；看不见的税，连抱怨的对象都找不到。

1.2.5 陈氏的大斗与小斗

先秦有一个极其精彩的例子，说明改变“量具”就能悄悄地重新分配财富，而且这种再分配有巨大的政治力量。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晏子先生出使晋国，私下对叔向说齐国将来要归陈氏（也就是后来的田氏）所有。他的理由是：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

意思是：齐国公室用的是标准量器；陈氏自己做了一套更大的量器。借粮给百姓时，用陈氏自家的大斗借出去；收回来时，用公室的小斗收。山上的木材、海里的鱼盐，运到市场上卖，也不加价。与此同时，齐国公室把百姓劳动成果的三分之二收入府库，任其腐烂生虫，而老人却在挨饿受冻。结果，百姓爱陈氏如父母，归附陈氏如流水。后来，齐国果然被田氏取代。

这个故事和今天的通胀放在一起看，能说明三件事：

第一，谁控制量具，谁就能在不改变任何约定的情况下改变财富分配。 陈氏借出和收回的“数目”可能一样，但“大斗”和“小斗”之间的差额，就是实实在在的财富转移。

第二，这种转移有明确的受益方和受损方。 陈氏让利，百姓得益；如果反过来，大斗进、小斗出，百姓就会受损。今天的通胀，就是一种方向固定的“大斗借、小斗还”：借钱的人用值钱的钱借，用不值钱的钱还。

第三，量具的变化会带来人心的变化。 陈氏靠量具的差额收买了齐国的民心。反过来，一个政府如果长期靠改变货币的分量来减轻自己的债务，百姓的心也会慢慢离开它——这一点在后面讲“信”的时候还会回到。

1.3 为什么政府偏偏想要一点通胀

读到这里，也许会觉得：既然通胀是一种不公平的隐性税，那最好的状态应该是物价完全不动，通胀率为零。可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中央银行，给自己定的目标都不是零，而是2%左右。为什么？

1.3.1 四个理由

第一，工资很难往下降。 人们对“减薪”极其敏感，企业很难把员工的名义工资降下来。但在经济不景气时，企业又确实需要降低实际人工成本，否则就只能裁员。如果有一点通胀，企业只要不涨工资或少涨工资，实际工资就会温和地下降，大家的名义工资都没被“降”，冲突小得多。经济学家把这比作齿轮间的润滑油——一点通胀能让经济调整得更顺。

第二，给降息留出空间。 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主要靠降低利率来刺激借贷和投资。但名义利率很难降到零以下太多——如果存款利率是负的，人们宁可把现金放在家里。假如平时通胀是2%、利率是4%，衰退时还有4个百分点可以降；如果平时通胀是零、利率是2%，就只剩2个百分点。一点通胀，等于给利率这个工具留了更大的余地。

第三，统计会高估通胀。 物价指数很难完全反映产品质量的提升。今天的一部手机和十年前同价位的手机，功能差别巨大，但物价指数未必能充分体现这种“变好”。所以统计上的1%，实际上可能接近零。把目标定在略高于零，是给这种误差留出余量。

第四，通缩比温和的通胀可怕得多。 后面讲日本时会详细说：物价一旦开始持续下跌，就容易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循环。与其贴着零线走、随时可能掉进通缩，不如在零以上留一点安全距离。

除了这四条“正大光明”的理由，还有一条不常明说的理由：一点通胀能帮政府慢慢减轻债务。 这一条在下一章讲国债时会看得更清楚。

1.3.2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

“零通胀”听上去是最公平、最中正的选择，为什么反而不是最好的？孟子先生有一段话，正好讲出了其中的道理：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杨朱一毛不拔，墨翟摩顶放踵，子莫取两者之间的中点。孟子先生说，取中点比走极端好一些，但如果只是死守中点而不懂得“权”——也就是根据情况去称量、去调整——那和死守一端没有什么区别。

物价完全不动，看上去是在“通胀”和“通缩”之间取了正中的零点，但这只是几何上的中点，不是真正的“中”。经济需要流动，工资需要调整，利率需要空间，《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完全不动的物价反而让经济失去了调整的余地。

但反过来，“一点”通胀之所以可以接受，前提是它真的只有“一点”，而且人们相信它会一直保持在“一点”。一旦政府尝到了通胀减债的甜头，把2%放任成5%、10%，人们就会开始预期更高的通胀，工资和物价互相追赶，通胀就会越来越难控制。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多国家的高通胀，就是这样一步步失控的。所以真正的难处不在于定一个数，而在于守住这个数——这已经是“信”的问题了。

1.4 日本：“明天会更便宜”

1.4.1 发生了什么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资产泡沫，股价和地价都涨到了惊人的高度。1990年前后泡沫破裂，股价和地价持续下跌了十几年。

泡沫破裂后，大量企业和家庭发现自己借了很多钱，买的资产却大幅贬值了。于是它们做了一件对自己来说完全理性的事：不再借钱投资，而是拼命还债、拼命攒钱。银行也背着大量坏账，不敢放贷。整个社会都在“收缩”。

从九十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日本的物价大体处于持平或轻微下跌的状态。跌幅并不大，每年只是零点几个百分点，但它持续了十几年。工资也长期停滞。这段时期后来常被称为“失去的二十年”，有时甚至说“失去的三十年”。

1.4.2 通缩为什么会自我强化

轻微的物价下跌，听起来似乎是好事：东西便宜了，消费者应该高兴才对。问题在于，持续的通缩会形成几个互相加强的循环。

第一个循环：推迟消费。 如果人们相信明年东西会更便宜，那么今年能不买就不买，大件商品更是能拖就拖。需求一减少，企业的东西卖不出去，只好降价，降价又进一步证实了“明天会更便宜”的判断。

第二个循环：债务越来越重。 通缩下，钱的分量越来越重。借款人要还的名义金额不变，但实际负担在不断加重；同时他们的收入和资产价格还在下降。负债的企业和家庭只能更拼命地还债、更少地花钱。经济学上把这叫做债务通缩。这正是前面通胀再分配的反面：通缩把财富从债务人手里转给债权人，从借钱的年轻人手里转给有存款的老年人。

第三个循环：利率失灵。 前面说过，实际利率约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胀率。在通缩时，即使中央银行把名义利率降到零，如果物价每年下跌1%，实际利率仍然是正1%。也就是说，央行已经无路可退，借钱的实际成本却依然不低。

第四个循环：企业不敢涨价，也就不敢涨工资。 在日本，很多企业形成了一个习惯：价格多年不动，甚至几十年不动。谁先涨价，谁就可能失去顾客。不能涨价，企业就不敢给员工涨工资；工资不涨，消费者就更在意价格，企业就更不敢涨价。

这四个循环叠在一起，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心理——整个社会都习惯了“物价不会涨，工资也不会涨，钱存着最安全，明天会更便宜”。这种心理一旦形成，就极难改变。2013年起，日本政府和央行推出大规模的宽松政策，明确提出2%的通胀目标，努力了将近十年，物价仍然很难起来。直到2022年以后，主要因为进口能源和原材料涨价、日元贬值，日本的通胀才明显回升；企业开始重新尝试涨价、涨工资，日本央行也逐步退出了负利率。可是一个社会花了二十多年养成的习惯，不是几年的物价上涨就能完全扭转的。

1.4.3 天下尚俭而弥贫

通缩里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每个人做的都是正确的事，合在一起却是错的。

对一个家庭来说，收入不稳定的时候少花钱、多存钱，是谨慎而明智的。孔子先生也说：

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

奢侈会让人失去分寸，节俭会让人显得寒酸固陋，两者相比，宁可固陋。作为个人的品德，节俭无可指摘。

但是，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如果所有人同时都少花钱，所有人的收入就会同时减少；收入减少了，大家就更想存钱、更不敢花钱，最后社会整体反而更穷。经济学把这叫做节俭悖论。

荀子先生在两千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一层。他批评墨子先生的“节用”主张，说：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荀子·富国》）

墨子先生大声疾呼地替天下担忧财物不够用，荀子先生说，财物不够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那只是墨子先生个人的过虑。如果真的推行墨子先生的那一套，结果会是“天下尚俭而弥贫”——全天下都崇尚节俭，却越来越穷；人们并不打斗，却天天在争。

这几乎就是对通缩社会的描写：人人节省，社会却越来越穷；没有人主动去抢别人的东西，可是在一个不增长的经济里，一个人多得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少得，争夺就变得日常而无处不在。

荀子先生开出的方子，也很值得注意：

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

“节流”只是一半，更要紧的是“开源”。只节流不开源，就是墨子先生的路子，最后“尚俭而弥贫”。

《礼记·礼运》描述大同社会时，有一句话放在这里也很贴切：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财货最怕的是被丢弃在地上没有用处，但也不必藏在自己手里。财货的价值在于流通、在于被使用。荀子先生更进一步说：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荀子·王制》）

一个国家，财富都堆在箱子和库房里，就是亡国之象。通缩下的日本当然远远谈不上“亡国”，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家庭把钱存在银行，企业把利润变成账上的现金，财富都“藏”起来了，不流动，也就不再生出新的财富。

1.4.4 知足与畏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想到老子先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四十四章）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八十章）

通缩下的日本，人们欲望降低，不追求大房子、名车、奢侈品，满足于简单的生活。有人称之为“低欲望社会”。这看上去，岂不正是老子先生所赞许的知足和恬淡吗？

这里需要仔细分辨。两者表面上相似，内里却完全不同。

老子先生说的“知足”，是心里本来就满足了，所以不再向外追求。这种状态是安定的、自在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每一样都是“甘”“美”“安”“乐”。

而通缩下的少花钱，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畏——怕失业，怕收入下降，怕将来不够用，怕今天买了明天更便宜。这种克制并不带来安定，反而伴随着长期的不安。它不是“知足”，而是“不敢”。

一个用来判断的简单办法是：如果条件改善了，这个人会不会改变？真正知足的人，收入多了也不会去追逐更多；出于恐惧而节省的人，一旦安全感回来，消费就会回来。日本近年工资开始上涨后，消费心理也在缓慢变化，说明当年的“低欲望”很大一部分是畏，而不是足。

把这两者分清楚是有意义的。如果把恐惧误认为美德，就会对通缩的危害掉以轻心；而把老子先生的“知足”误读成“经济停滞也无所谓”，也是对老子先生的误解。

2 国债：要不要还

2.1 国家借钱和家庭借钱不一样

讨论国债，最常见的误解是把国家当成一个家庭：家里欠了钱，总要省吃俭用还清，否则就会破产。国家不同，至少有三点不同：

第一，国家没有寿命。 一个人借钱，必须在有生之年还清。国家却可以一直存在下去，旧债到期时借新债来还，这叫借新还旧。只要一直有人愿意借给它，债务就可以一直滚动下去，永远不需要“还清”。

第二，发行本国货币的国家，用本币借的债不会被迫违约。 如果债务是用本国货币写的，而这个国家自己能发行这种货币，那么至少在技术上，它总能拿出钱来还债。它面临的风险不是“还不上”，而是“为了还债印太多钱，引发通胀”。

第三，一个人的债务，就是另一个人的资产。 国债被谁持有？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最终就是国内的储户和退休者。国家欠的钱，在另一端就是国民手里的储蓄。

所以，对国家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还清”，而是：债务相对于经济的规模，会不会一直膨胀下去。

2.2 一条不等式

2.2.1 债务比重是怎么变化的

衡量国债的轻重，不看它的绝对数额，而看它和经济总量的比值，通常叫债务率（国债余额 ÷ 一年的经济总量）。100万亿的债，对一个年产出50万亿的国家是沉重的，对一个年产出500万亿的国家就很轻。

债务率每年怎么变化？把它拆开看，取决于三样东西：

• 利率 r：现有的债务每年要付利息，利息会让债务变大；
• 经济增长率 g：经济总量每年在增长，分母变大，债务率就会变小；
• 基本赤字：政府除利息以外的支出超过税收的部分，这部分要靠新借钱来弥补。

写成式子，大致是：

明年的债务率 ≈ 今年的债务率 × (1 + r) ÷ (1 + g) + 明年的基本赤字率

注意，r 和 g 要么都用名义值，要么都用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值，不能混用。

关键就在 (1 + r) ÷ (1 + g) 这一项上：

• 如果 r < g，这个比值小于1，债务率会自己慢慢变小；
• 如果 r > g，这个比值大于1，债务率会自己慢慢变大，像滚雪球一样。

2.2.2 一个算例

假设一个国家的债务率是100%，政府每年的收支刚好平衡（基本赤字为零），既不还本金，也不借新钱来花，只是把利息也借新债来付。下面看两种情形：

两种情形下，政府都没有“还债”，也都没有“乱花钱”，唯一的区别是利率和增长率谁高谁低。结果三十年后，一个国家的债务率降到了一半左右，另一个国家的债务率接近翻倍。

更进一步：在情形一里，即使政府每年有2%的基本赤字，债务率也不会无限膨胀，而是会稳定在一个水平上。这个水平大约等于：

基本赤字率 ÷ (g − r) = 2% ÷ 2% = 100%

也就是说，只要 r < g，政府甚至可以每年都有一点赤字，债务率却始终保持稳定。这就是这条不等式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原因：在 r < g 的世界里，适度的国债似乎是“免费”的。

2.2.3 历史上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公众持有部分）一度超过一年经济总量的100%。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个比例降到了25%左右。英国战后的债务率更高，此后也大幅下降。

这些债务是怎么“还”掉的？主要不是靠政府攒钱还本金。拆开来看，有三股力量：

• 经济增长：战后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分母迅速变大；
• 通胀：战后初期和七十年代都有较高的通胀，债务的实际分量被冲淡；
• 压低利率：政府通过各种管制，让国债利率长期低于通胀率。持有国债的人每年实际上在亏钱，这部分亏损就是对政府的补贴。这种做法被称为金融抑制。

前一股力量是“天之道”式的，大家一起做大蛋糕；后两股力量，就是第一章讲的通胀再分配——把债务的负担悄悄转给了储户和债券持有人。

2.2.4 一尺之棰：永远不还，却越来越轻

《庄子·天下》记载了辩者的一个命题：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一尺长的木棍，每天截去一半，一万代也截不完。这本是一个关于无限分割的思辨，放在这里却恰好描述了 r < g 时国债的命运：债务率一年比一年小，越来越接近零，但那笔债从来没有被真正还清。它没有消失，只是相对于越来越大的经济，显得越来越轻。

这就回答了“国债到底要不要还”的第一层：在增长足够快、利率足够低的时候，国债可以不必真的还清，它会被增长慢慢冲淡。

但这根“棰”能一直变短，有一个前提：经济得一直增长。那么增长从哪里来？《大学》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财富要充足，靠的是生产的人多、白吃的人少，做事的人勤快、花费的人从容。说到底，靠的是百姓实实在在地生产。《论语·颜渊》里，鲁哀公说年成不好、国用不足，问有子先生怎么办。有子先生劝他把税率降到十分之一。哀公说，十分之二我都不够用，怎么还能降？有子先生回答：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句话用来理解那条不等式非常贴切。国家的财力，最终取决于百姓的财力。g 不是政府能凭空变出来的，它来自民间的生产和繁荣。荀子先生说得更直接：“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荀子·富国》）政府能不能靠增长“冲淡”债务，取决于它是否让百姓富了起来。如果借来的钱用在了让百姓更有生产力的地方，g 会提高，债务会越来越轻；如果借来的钱只是被消耗掉了，g 不会因此提高，债务就只能越积越重。

2.2.5 r < g 不是永久的免费午餐

上面的推论很诱人，但有几个重要的限制，不能忽略。

利率不是固定的。 2010年代，全球利率处于历史低位，r < g 几乎是常态，很多人因此认为国债“没什么可怕的”。但2022年以后，各国为了对付通胀大幅加息，利率迅速上升，很多国家的 r 和 g 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甚至反转。债务的期限越短，利率变化的影响来得越快。

债务越多，利率可能越高。 债主不是傻子。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率持续上升，投资者会担心通胀或违约的风险，要求更高的利率作为补偿。利率一上升，r < g 就可能变成 r > g，原本稳定的局面会突然变得不稳定。

增长也不是固定的。 人口老龄化、生产率增长放缓，都会压低 g。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它的债务率超过了经济总量的两倍，是发达国家里最高的，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利率长期极低，国债主要由国内机构和日本央行持有。可是一旦利率回升，这样大规模的债务就会变得非常敏感。

所以，r < g 更像是一扇窗户，而不是一条定律。窗户开着的时候，借钱确实很便宜；但没人能保证它一直开着。

2.3 今天借的钱，最终由谁、以什么方式承担

2.3.1 五种方式

不管债务是否“还清”，它背后的资源已经被用掉了，总要有人为此付出。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方式：

这张表里，最理想的是第二种，靠增长来消化债务，几乎没有人受损。最痛苦的是第五种，直接违约会引发金融动荡。而第三、第四种，恰恰就是第一章讲的“悄悄的再分配”——它们不需要立法，不需要表决，负担落在了那些不一定注意到的人身上。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政府面对沉重的债务时，常常偏爱“一点通胀”：加税要面对选民的愤怒，削减支出要面对受益群体的反对，违约要面对金融市场的崩溃；只有通胀，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

2.3.2 “我们欠的是我们自己”吗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国债大部分是国内的人持有的，国家欠的钱就是国民自己的钱，等于左手欠右手，所以不必担心。

这个说法有一半是对的：国内持有的债务，确实不同于欠外国人的债务，不会让整个国家的财富流向国外。

但另一半是错的：“我们”不是一个人。 持有国债的“我们”，和将来交税还债的“我们”，往往不是同一批人。持有国债的多是有储蓄的家庭和机构，交税的是全体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借钱的是这一代人，还钱的可能是下一代人。左手和右手长在不同的人身上，甚至长在不同代际的人身上。

2.3.3 代际之争：余庆还是余殃

这就是国债问题背后真正的争论：今天借的钱，是不是在把负担转嫁给还没有出生、无法表态的下一代？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借来的钱用在了哪里。

如果用于修建能使用几十年的基础设施、用于教育和研究、用于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那么下一代虽然继承了债务，也继承了这些债务所换来的东西，还可能因此有了更高的增长率 g。这种情况下，让下一代分担一部分成本，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他们本来就是受益者。

如果借来的钱只是用于当前的消费，用于维持这一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下一代继承的就只有债务，而没有与之相应的资产。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寅吃卯粮”。

《周易·坤·文言》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一个家族留给后代的，不只是财产，还有前人所作所为的后果。国债也是这样：前人借的钱如果成了堤坝、学校、技术，后人得到的是“余庆”；如果只是被花掉了，后人得到的就是“余殃”。

曾子先生有一句话：

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放在国债上说，借出去的总会以某种方式回来——但它未必回到借钱的那一代人身上。这正是代际问题最难的地方：做决定的人和承担后果的人，是分开的。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当负担以通胀或金融抑制的方式落下时，受损最重的，常常是没有资产、只有储蓄和固定收入的老人，以及刚刚开始工作、还没有积累资产的年轻人。孟子先生批评那种让百姓“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的政治（《孟子·滕文公上》）——一年到头辛勤劳动，还养不起父母，又要借高利贷来补缴赋税，最后让老人和孩子倒毙在沟壑之中。负担层层传递，最后落到最没有抵抗力的老人和孩子身上，这是古今相通的。

2.3.4 《王制》：国家原本是替后代存粮的

把今天的国债放到先秦的财政观里对照，会发现一个十分鲜明的反差。《礼记·王制》说：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这里有几个要点：

第一，制定国家预算，要等一年的收成全部入库之后，根据收成的丰歉来决定，“量入以为出”。

第二，预算要“以三十年之通”来规划。三十年，大约正是一代人的长度。也就是说，财政要放在一代人的尺度上来平衡，不能只看眼前一两年。

第三，国家要有储备：没有九年的储备叫“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急”，连三年的储备都没有，就“国非其国”了。有了这些储备，即使遇到大旱大涝，百姓也不至于面有饥色。

这套观念，和今天“借钱渡难关”的思路正好相反。今天的政府，在困难时期向未来借钱，是后代的债务人；《王制》里的国家，在丰年为困难时期存粮，是后代的债权人。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国家一律不该借债。现代经济和农业时代的经济差别很大，在衰退时借钱来稳定经济，有其合理性。但《王制》的思路揭示了一个今天常被忽视的道理：逆周期的财政，应当是双向的。 坏年景可以多花，但好年景必须多存。今天的问题往往不在于困难时期借了钱，而在于经济好的时候也不肯攒钱、不肯还债——赤字在坏年景出现，在好年景也不消失。几十年下来，每一代人都在困难时借钱，却很少有一代人在顺境时还钱。代际之间的不公平，主要是从这种“只借不还”的不对称里积累出来的。

2.4 现代货币理论（MMT）

2.4.1 MMT说了什么

现代货币理论的核心主张，可以概括成几条：

第一，发行本国货币的政府，不会因为“没钱”而破产。 政府花的钱是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它不需要先收税或借钱才能花钱。所以“这笔钱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对这样的政府来说并不成立。

第二，税收的主要作用不是筹钱，而是两件事： 一是让人们需要这种货币（因为交税必须用它），从而让货币有人接受；二是从经济中收回购买力，控制通胀。

第三，政府支出真正的限制，不是钱，而是真实资源。 如果经济里还有失业的人、闲置的工厂，政府多花钱就能把它们利用起来，不会引发通胀；如果资源已经充分利用了，再多花钱就只会推高物价。所以，判断财政政策是否合适，标准不应该是预算是否平衡，而应该是有没有通胀、有没有失业。

第四， 许多MMT的支持者还主张由政府提供“就业保障”：任何愿意工作的人，都能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份基本工资的工作。

需要澄清的是，MMT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无限印钱”。它承认通胀是真实的约束，只是认为这个约束应当用税收和支出来管理，而不是用“预算平衡”这个数字来管理。

2.4.2 为什么有人兴奋

MMT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它改变了提问的方式。

过去，每当有人提出要增加教育投入、修建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充分就业，总会有人问：“钱从哪里来？”MMT的回答是：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工人、材料和技术来做这件事。如果有，就应该做。

在经济长期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利率又已经降到零附近的时候，这个主张尤其有吸引力。它意味着：我们一直被“没钱”这个假问题束缚住了手脚，眼睁睁看着人在失业、工厂在闲置，而这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2.4.3 为什么有人恐惧

MMT让人恐惧的地方，也恰恰在它的核心机制上。

第一，刹车依赖政治。 MMT说，通胀一旦出现，就用加税或削减支出来回收购买力。这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在现实中，加税和削减支出是最难推动的政治决策。花钱容易，收钱难；扩大项目容易，砍掉项目难。一个只靠政治意愿来踩刹车的体系，很可能在需要刹车的时候踩不下去。

第二，央行的独立性会被侵蚀。 现代很多国家把货币政策交给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正是为了防止政府为了眼前的需要而滥发货币。如果按照MMT的思路，财政支出不受融资约束，货币政策就会越来越从属于财政需要。经济学上把这种情形叫做财政主导，它在历史上往往和高通胀联系在一起。

第三，预期一旦失控就很难收回。 通胀不只取决于今天的支出，还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如果人们相信政府会一直靠印钱来花钱，就会提前涨价、提前要求加薪，通胀会在实际资源还没用完之前就出现。而重建信心，往往需要经历一场代价沉重的经济紧缩。

第四，不是每个国家都适用。 如果一个国家的债务大量是用外币借的，或者它的货币在国际上不被广泛接受，它就不能简单地用印本币来解决问题。历史上很多恶性通胀，都发生在这样的国家里。

2020年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大规模扩张财政支出，央行也大量购买国债。随后在2021—2022年，各国普遍出现了几十年来最高的通胀。这场通胀有多少应归因于财政扩张，有多少应归因于供应链断裂和能源价格冲击，至今仍有争论。但它至少提醒人们：通胀这个约束，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能比想象中来得更快。

2.4.4 单穆公先生的两段话

关于“国家能否通过改变货币来解决问题”，先秦有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正好把MMT令人兴奋和令人恐惧的两面都讲到了。

《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打算铸造大钱，废除原来流通的小钱。单穆公先生劝谏说：

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

结果是：“王弗听，卒铸大钱。”

这段话可以分成两半来读。

前一半，单穆公先生讲的是货币调整的正当用途。古时候遇到天灾，君王会衡量物资和货币的多少，调整货币的轻重，用来赈救百姓。百姓嫌钱太轻、不便使用，就铸造重币，让大钱和小钱并行；百姓嫌钱太重，就多铸轻币，但也不废除重币，仍然让大小钱并行。大小钱相辅相成，“民皆得焉”“小大利之”。

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调整货币是为了救民，二是调整的依据是百姓的需要。这和MMT最有道理的那一部分是相通的：在灾难和衰退的时候，国家可以而且应该运用货币和财政的力量来救助百姓，不必被“钱从哪里来”束缚住；货币的供给应当跟着实际的需要走。

后一半，单穆公先生讲的是货币调整被滥用的后果。周景王废除轻钱、改铸重钱，目的不是为了百姓，而是为了充实王室的府库。百姓手里的小钱一下子失去了价值，“民失其资”。接下来是一条清晰的连锁反应：

民失其资 → 民匮 → 王用乏 → 厚取于民 → 民不给 → 有远志 → 离民

百姓的资财被剥夺，百姓就会穷困；百姓穷困了，王室的财用也会跟着不足；王室财用不足，就只能向百姓加重征收；百姓负担不起，就会生出离去之心，最后是民心离散。单穆公先生用了一个比喻：断绝百姓的财用来充实王室的府库，就像堵塞河流的源头来蓄积一个水洼，这个水洼很快就会干涸。

这条连锁反应，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财政危机史：通过改变货币来转移百姓的财富，表面上充实了国库，实际上破坏了财富的源头；源头一枯竭，国库也会跟着枯竭，政府只能更加重税；最后失去的，是百姓的信任和归附。

把前后两半放在一起，就能看出MMT之争的真正焦点在哪里。同样是改变货币，单穆公先生既肯定了它，又反对了它。区别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为谁、为了什么。 为救民而调整，量民之需而行，是正当的；为实王府而调整，夺民之资以自肥，就是“塞川原而为潢污”。

MMT的支持者看到的是前一半：国家有能力在危难时运用货币力量来救助百姓。MMT的反对者担心的是后一半：一旦放松了“钱从哪里来”的约束，掌握货币的人就可能把它用于自己的目的，而百姓失去的财富，最终会让国家自己也走向枯竭。两者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3 “信”：尺子背后的东西

3.1 去兵去食，不可去信

前面两章，一章讲通胀，一章讲国债，最后都碰到了同一样东西：信任。

货币本身只是一张纸，或者只是银行账户里的一个数字。它之所以能买到东西，是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别人也会接受它，而且它的分量不会被随意改变。国债之所以有人买，是因为债主相信，政府将来会按约定还钱，而且不会用通胀把还的钱变成一堆不值钱的纸。

《论语·颜渊》里，子贡先生问孔子先生怎样治理国家：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样，先去掉军备；如果还要再去掉一样，就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会死，但百姓如果失去了信任，国家就立不起来。

用这段话来看MMT，就非常清楚了。MMT说，发行本币的国家永远不会“缺钱”——这相当于说，“食”永远可以是足的。这一点在技术上也许是对的。但孔子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东西不是“食”，而是“信”。货币的价值，归根到底建立在“信”上。国家可以创造无限的货币，却不能创造无限的信任。信任一旦被透支，再多的货币也只是废纸。所以，MMT真正的约束，与其说是通胀，不如说是“信”——通胀只是信任被透支时表现出来的症状。

3.2 得原失信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了一件事：

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晋文公率军包围原这个地方，只带了三天的粮食，并事先宣布：三天攻不下就撤兵。三天到了，原没有投降，晋文公下令撤军。这时探子从城里出来报告，说原马上就要投降了。军官们请求再等一等。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百姓赖以庇护的东西。得到了原却失去了信用，拿什么来庇护百姓？失去的会更多。于是撤兵三十里，结果原人主动投降了。

这个故事和本文的主题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

一个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它面前常常摆着一个诱惑：让通胀高一点，债务就轻了。这就像城里的人“将降矣”，再等一等就能得到。可是，用通胀来冲淡债务，等于违背了对债权人、储户、拿固定收入者的承诺——他们当初接受这些货币、购买这些国债，是因为相信它们的分量不会被随意削减。

“得原失信”的代价是什么？下一次政府再借钱，债主会要求更高的利率，以补偿被通胀侵蚀的风险；储户会把钱转向实物资产或外币，不再相信本国货币；工人会要求更快、更高的加薪，企业会更快地提价，通胀预期一旦松动，再想把它拉回来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次省下的债务，会在以后以更高的利率、更高的通胀、更低的信任加倍偿还——“所亡滋多”。

反过来，晋文公守信撤兵，原人反而主动来降。一个在困难时期仍然守住货币价值、守住还债承诺的政府，会发现它在以后借钱更容易、更便宜，货币也更稳定。今天人们说中央银行的“公信力”是它最宝贵的资产，正是“信，国之宝也”的现代版本。

3.3 回到权量

把全文的线索收拢起来：

通胀是一把悄悄变短的尺子。它不改变任何一份合同，却改变了所有合同的分量；它不需要任何表决，却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它常常看上去像在帮负债的人，实际上受益最多的，往往是握有资产、善于借债的人，以及政府本身。

通缩则是尺子反方向的变化。它让“明天会更便宜”成为一种社会心理，让每个人的谨慎合起来变成全社会的贫穷。这种节省看起来像是知足，实际上更多是出于畏惧。

国债在利率低于增长率的时候，确实可以不必真的还清，而是被增长慢慢冲淡。但增长要靠百姓的富足，利率也不会永远低下去。今天借的钱，最终要么由增长来消化，要么由未来的纳税人来承担，要么由储户和债权人在通胀中悄悄承担。真正的代际不公，不在于困难时期借了钱，而在于好年景也不还。

MMT揭示了一个真相：国家并不真的“缺钱”。但它也把一个更深的问题推到了台前：当“钱从哪里来”不再是约束，约束掌握货币的人的，就只剩下他们自己的节制和百姓的信任。单穆公先生的话说得明白：为救民而调整货币是正当的，为实王府而改变货币是在堵塞河流的源头。

孔子先生把“谨权量”放在为政的第一条，又说“民无信不立”。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尺子准，人才会相信；人相信了，尺子才能一直用下去。不管是通胀、通缩，还是国债、MMT，最终要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掌握尺子的人，有没有诚实地对待用这把尺子的人，包括还没有出生的那些人。

《大学》的结尾说：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一个国家不应把眼前的利益当作真正的利益，而应把正当当作真正的利益。用通胀冲淡债务，是以利为利；守住尺子、守住承诺，是以义为利。前者省下的是一时的账面数字，后者保住的是一个国家能够长久立足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