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谁在交通胀税

1.2.1 存款人与负债人

借贷合同是用名义值写的。借100万，约定一年后还104万，这个“104万”是固定的。如果这一年物价涨了6%，那么借款人还回去的104万，实际购买力还不如当初借的100万。损失的这部分，由放贷的人承担了。

所以，通胀最直接的效果是：财富从债权人流向债务人。

这里有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真正造成再分配的，主要是没有被预料到的通胀。如果所有人都准确预料到明年物价会涨6%，放贷的人就会要求10%的利率，而不是4%，通胀的影响就被提前计入价格了。问题在于：

• 很多合同是长期的、利率固定的，比如三十年期的固定利率房贷、十年期的国债。签合同的时候没人知道未来十年、三十年的通胀是多少；
• 普通人的存款利率往往调整得很慢，银行并不会因为通胀上升就立刻提高存款利率；
• 现金和活期存款几乎没有利息，通胀多少，它们就实际损失多少。

所以，在现实中，普通储户常常是通胀里最稳定的“纳税人”。他们没有签任何赌未来通胀的合同，只是把钱存在了银行，却实实在在承担了损失。

1.2.2 拿固定收入的人与握有资产的人

第二条再分配的路径，发生在“收入固定的人”和“握有实物资产的人”之间。

拿固定收入的人：工资通常一年调一次，甚至几年不调；退休金的调整往往滞后于物价；很多合同约定的报酬是固定金额。物价是每个月都在涨的，收入却要等很久才跟上——这段时间差里的损失，就是他们交的税。

握有实物资产的人：房子、土地、股票背后的企业、黄金、存货，这些东西的价格大体会随着物价一起上涨。一套房子不会因为钱变轻了就变小，所以它的名义价格会上升，实际价值基本保住了。

如果这个人还是借钱买的资产，效果就更明显了：资产价格随通胀上涨，债务却按名义值固定不变，涨出来的部分全归他自己。借得越多，得利越多。

把这两条路径放在一起，可以列成一张表：

当然，这张表只是大体的倾向，不是绝对的规律。股票在高通胀时期也可能下跌，房价也受很多别的因素影响。但大方向是清楚的：手里握着“固定数目的钱”的人吃亏，欠着“固定数目的钱”或握着“实物”的人得利。

1.2.3 天之道与人之道

看到“债务人得利”，有人会觉得通胀是件好事：欠债的多是穷人，放贷的多是富人，通胀岂不是在劫富济贫？

老子先生有一段话，正好可以拿来检验这个想法：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

如果通胀真的是从富人手里拿钱补贴穷人，那它就近于“天之道”。可是看看现实中谁是最大的借款人：

• 能借到大笔钱的，是有抵押品、有信用、有资产的人和企业；
• 能借钱买资产、靠杠杆放大收益的，往往是本来就富裕的人；
• 而手里只有一点存款、拿着固定工资的，恰恰是普通家庭。

所以，通胀在很多时候不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从没有资产的人那里拿走购买力，交给握有资产、善于借债的人。它看上去像在帮负债的穷人，实际上受益最多的，常常是最会负债的富人，以及下面要说的政府。这是通胀最隐蔽的地方：它打着“天之道”的旗号，走的是“人之道”。

1.2.4 政府：最大的负债人，也是管尺子的人

在所有债务人里，政府是最特殊的一个。它有三个身份同时叠在一起：

第一，它是最大的负债人。 国债是用本国货币写成的名义债务。通胀越高，这些债务的实际分量就越轻。假设一个国家的国债相当于一年经济总量的100%，如果几年里物价累计上涨了30%，而国债的名义数额没变，那么债务的实际负担就减轻了将近四分之一。

第二，它在发行货币中直接获益。 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印出的钞票，本身不付利息，却能用来购买真实的东西。物价越涨，人们手里的现金越贬值，这部分贬值的购买力实际上转移给了发行货币的一方。经济学把这叫做铸币税，也直接叫通胀税。粗略地说，如果社会持有的现金和不付息的存款共有10万亿元，通胀率是5%，那么一年里，这些钱的持有者就“缴纳”了大约5000亿元的购买力。

第三，它从税制中额外得利。 很多税的起征点和税率档位是用名义值规定的。工资名义上涨了，实际上并没有涨，却可能因此跨进更高的税率档位，交更多的税。这叫税级爬升。政府什么税法都没改，税收却多了。

这三条加在一起，就能看出通胀税最特别的地方：正常的税要经过立法、要公开辩论、要有人投票；通胀税不用。 它没有名目，没有税单，没有征收的过程，只是尺子变短了。

《大学》里有一句很重的话：

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宁可有偷盗府库的臣子，也不要有替君主搜刮百姓的臣子。盗臣偷的是国库，聚敛之臣拿的是民间。通胀税的危险在于，它让“聚敛”变得极其容易而又不留痕迹——不需要一个聚敛之臣，只需要让尺子短一点。老子先生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第七十五章）明面上的税，百姓至少看得见；看不见的税，连抱怨的对象都找不到。

1.2.5 陈氏的大斗与小斗

先秦有一个极其精彩的例子，说明改变“量具”就能悄悄地重新分配财富，而且这种再分配有巨大的政治力量。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晏子先生出使晋国，私下对叔向说齐国将来要归陈氏（也就是后来的田氏）所有。他的理由是：

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

意思是：齐国公室用的是标准量器；陈氏自己做了一套更大的量器。借粮给百姓时，用陈氏自家的大斗借出去；收回来时，用公室的小斗收。山上的木材、海里的鱼盐，运到市场上卖，也不加价。与此同时，齐国公室把百姓劳动成果的三分之二收入府库，任其腐烂生虫，而老人却在挨饿受冻。结果，百姓爱陈氏如父母，归附陈氏如流水。后来，齐国果然被田氏取代。

这个故事和今天的通胀放在一起看，能说明三件事：

第一，谁控制量具，谁就能在不改变任何约定的情况下改变财富分配。 陈氏借出和收回的“数目”可能一样，但“大斗”和“小斗”之间的差额，就是实实在在的财富转移。

第二，这种转移有明确的受益方和受损方。 陈氏让利，百姓得益；如果反过来，大斗进、小斗出，百姓就会受损。今天的通胀，就是一种方向固定的“大斗借、小斗还”：借钱的人用值钱的钱借，用不值钱的钱还。

第三，量具的变化会带来人心的变化。 陈氏靠量具的差额收买了齐国的民心。反过来，一个政府如果长期靠改变货币的分量来减轻自己的债务，百姓的心也会慢慢离开它——这一点在后面讲“信”的时候还会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