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今天借的钱，最终由谁、以什么方式承担

2.3.1 五种方式

不管债务是否“还清”，它背后的资源已经被用掉了，总要有人为此付出。归纳起来，大致有五种方式：

这张表里，最理想的是第二种，靠增长来消化债务，几乎没有人受损。最痛苦的是第五种，直接违约会引发金融动荡。而第三、第四种，恰恰就是第一章讲的“悄悄的再分配”——它们不需要立法，不需要表决，负担落在了那些不一定注意到的人身上。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政府面对沉重的债务时，常常偏爱“一点通胀”：加税要面对选民的愤怒，削减支出要面对受益群体的反对，违约要面对金融市场的崩溃；只有通胀，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

2.3.2 “我们欠的是我们自己”吗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国债大部分是国内的人持有的，国家欠的钱就是国民自己的钱，等于左手欠右手，所以不必担心。

这个说法有一半是对的：国内持有的债务，确实不同于欠外国人的债务，不会让整个国家的财富流向国外。

但另一半是错的：“我们”不是一个人。 持有国债的“我们”，和将来交税还债的“我们”，往往不是同一批人。持有国债的多是有储蓄的家庭和机构，交税的是全体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借钱的是这一代人，还钱的可能是下一代人。左手和右手长在不同的人身上，甚至长在不同代际的人身上。

2.3.3 代际之争：余庆还是余殃

这就是国债问题背后真正的争论：今天借的钱，是不是在把负担转嫁给还没有出生、无法表态的下一代？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要看借来的钱用在了哪里。

如果用于修建能使用几十年的基础设施、用于教育和研究、用于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那么下一代虽然继承了债务，也继承了这些债务所换来的东西，还可能因此有了更高的增长率 g。这种情况下，让下一代分担一部分成本，并没有什么不公平——他们本来就是受益者。

如果借来的钱只是用于当前的消费，用于维持这一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下一代继承的就只有债务，而没有与之相应的资产。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寅吃卯粮”。

《周易·坤·文言》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一个家族留给后代的，不只是财产，还有前人所作所为的后果。国债也是这样：前人借的钱如果成了堤坝、学校、技术，后人得到的是“余庆”；如果只是被花掉了，后人得到的就是“余殃”。

曾子先生有一句话：

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孟子·梁惠王下》）

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放在国债上说，借出去的总会以某种方式回来——但它未必回到借钱的那一代人身上。这正是代际问题最难的地方：做决定的人和承担后果的人，是分开的。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当负担以通胀或金融抑制的方式落下时，受损最重的，常常是没有资产、只有储蓄和固定收入的老人，以及刚刚开始工作、还没有积累资产的年轻人。孟子先生批评那种让百姓“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的政治（《孟子·滕文公上》）——一年到头辛勤劳动，还养不起父母，又要借高利贷来补缴赋税，最后让老人和孩子倒毙在沟壑之中。负担层层传递，最后落到最没有抵抗力的老人和孩子身上，这是古今相通的。

2.3.4 《王制》：国家原本是替后代存粮的

把今天的国债放到先秦的财政观里对照，会发现一个十分鲜明的反差。《礼记·王制》说：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这里有几个要点：

第一，制定国家预算，要等一年的收成全部入库之后，根据收成的丰歉来决定，“量入以为出”。

第二，预算要“以三十年之通”来规划。三十年，大约正是一代人的长度。也就是说，财政要放在一代人的尺度上来平衡，不能只看眼前一两年。

第三，国家要有储备：没有九年的储备叫“不足”，没有六年的储备叫“急”，连三年的储备都没有，就“国非其国”了。有了这些储备，即使遇到大旱大涝，百姓也不至于面有饥色。

这套观念，和今天“借钱渡难关”的思路正好相反。今天的政府，在困难时期向未来借钱，是后代的债务人；《王制》里的国家，在丰年为困难时期存粮，是后代的债权人。

这并不是说今天的国家一律不该借债。现代经济和农业时代的经济差别很大，在衰退时借钱来稳定经济，有其合理性。但《王制》的思路揭示了一个今天常被忽视的道理：逆周期的财政，应当是双向的。 坏年景可以多花，但好年景必须多存。今天的问题往往不在于困难时期借了钱，而在于经济好的时候也不肯攒钱、不肯还债——赤字在坏年景出现，在好年景也不消失。几十年下来，每一代人都在困难时借钱，却很少有一代人在顺境时还钱。代际之间的不公平，主要是从这种“只借不还”的不对称里积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