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以小言大的表意之道

小名大类：易的符号经济学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这十个字，道破了《易》的表意机制，也道破了华夏文明整个象征传统的机制。

称名小，是说《易》所称引的名物，多是眼前身边的细小之物：一只鸣鹤，一尾濡尾之狐，一株枯杨，一张漏水的破舟（"舆脱辐"），一只装酒的瓦缶（"樽酒簋贰用缶"），一堵倾颓的城（"城复于隍"），一次搬家（"益之用凶事"），一场婚媾，一顿不遑的饭（"三日不食"）。取类大，是说这些细小名物所类推、所指涉的，却是天地之道、家国之运、进退存亡之大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所言者诚信感通之理，"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系辞上传》引夫子释此爻语）；履霜坚冰——所言者积渐之势，弑父弑君之祸源；城复于隍——所言者泰极否来、治乱相循之大数。名如芥子，类如须弥；即小言大，以近指远。

这种表意方式的合理性根据，正在前文"有物有则"与"于稽其类"的类思维：万物既然同禀阴阳之理，则一物之理即通于万物之理；小物中之消息盈虚，与大化中之消息盈虚，同一节律。故观小可以知大，格近可以致远。《孟子·尽心上》："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以流水之不盈科不行，喻君子之不成章不达——孟子随手用的正是"称名小取类大"之法。《孟子·告子上》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喻仁之胜不仁，以"弈秋诲弈"喻学之专与不专；《庄子》以庖丁之刀喻养生，以轮扁之斫喻言意，以井蛙夏虫喻小知，以鲲鹏斥鴳喻大小之辩——先秦诸子的譬喻艺术，无一不是小名大类。可以说，《易》把这种民族性的表意天赋提炼成了一套自觉的符号系统，而《系辞》此十字，是对这套系统的第一次理论自觉。

何以必用小名？此中有认识论的深意，亦有教化论的深意。

认识论上，大者不可直陈。天地之道、神明之德，本身无形无象，直陈之则堕于空言。《老子》深知此难："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名之曰大，已是"强为之名"——大者一落名言，即非其真。故谈大道者必别寻通路：老子的通路是遮诠与譬喻（"上善若水""治大国若烹小鲜"——亦是小名大类！），《易》的通路是立象设卦。《系辞上传》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不尽意，而象可尽意——因为象不是对意的直陈，而是对意的引发：一个具体的小象（鸣鹤、枯杨），以其鲜活的可感性，引动观者的类推与体会，意遂于观者心中自尽。小名是弓，大类是矢之所至；名愈小而具体，弓愈满而发力愈遒。

教化论上，小者切于民用。《易》本为占筮之书，其服务对象上自王公下至庶人；庶人不知天道性命之高论，而无不知枯杨、破舟、霜冰、婚媾。以民所日见之小物系辞，则引而伸之，人人可从自家的生活经验进入易理。夫子言"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易》之称名小，正是全书规模的"能近取譬"：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使贩夫牧竖亦得由其熟悉之物象，窥见天地之大理。这是易道之"开"（开物成务、门户敞开）在修辞层面的贯彻——若称名皆大（动辄天道性命），则门槛高峻，易反成闭；称名以小，则门户低平，妇孺可入，而堂奥自深。门低而堂深，此易之为教所以广也。

旨远辞文：意义与文采的双成

"其旨远，其辞文。"旨远，承"取类大"而言其意义之深邈；辞文，则专赞其语言之文采。此四字并举，实为先秦文章观的一大关目：意义之远与文辞之美，不惟不相妨，且相待而成。

《易》之辞确乎"文"。试诵其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贲于丘园，束帛戋戋""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日中见斗，往得疑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四言协韵，错落成章，意象鲜洁，情味悠长，置之《诗》三百中几不可辨。易辞与诗，本是同一时代同一文化土壤中开出的两枝：诗以咏情志，易以断吉凶，而其取象设喻、比兴寄托之法如出一手。《诗》之比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兴淑女君子，"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兴之子于归——正是"称名小取类大"在诗中的形态；故读易之法与读诗之法相通，皆须由文辞之表，溯意旨之远。

先秦儒门对"文"有一个从容中道的立场。《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夫子之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而无文采，则不能行远传后——这是对"文"之功能最直截的肯定。《易》之旨既远，其辞不得不文：旨远者欲行远，行远者必赖文。辞文不是缀饰，而是意义的翅膀。然文亦有其危险：文胜质则史，辞胜意则伪。衰世之文，往往靡丽其外而空洞其中——此《老子》所以有"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激语。老子此语，是对文之异化的当头棒喝：当"美言"成为市贾之具（"美言可以市"），文与信便相离。《易》之辞恰是对老子此忧的最好回应：其辞文而其言中（下文"言曲而中"），文与信在此合一。可知"信言不美"是对衰世伪文的诊断，非谓文与信必不两立；《易》与《诗》俱是文而信者，是"文质彬彬"在书面传统中的典范。

尤须注意"旨远"之"远"。远者，非谓晦涩难解，乃谓意义的射程超出言辞的字面。读者得其辞，尚未得其旨；必玩之、味之、引而伸之，其旨乃层层展开，愈探愈远。《论语》记夫子与子夏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子夏由此悟"礼后乎"，夫子喜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之旨远，故能"起"读者——文本不是意义的终点，而是意义的起点。易亦然："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立象以尽意，正是要把"尽意"的工作留一半给观象玩辞的读者。旨远，是一种邀请读者共同完成意义的文体品格。此所以《易》可以历千百年而"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道之行，永远需要"其人"的参与。

言曲而中：曲折的诚实

"其言曲而中"——其言曲折婉转，而无不中的。曲与中，看似相反：曲者迂回，中者直达。而《易》之言偏能曲而中，此中藏着先秦人对语言的一个深刻发现：对于复杂幽微之理，曲言比直言更能中的。

何以故？因为事理本身是曲的。吉凶悔吝之相生，祸福倚伏之相转，进退存亡之相机，本非一条直线；以直言陈曲理，理必受伤。譬如坤卦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含章——含晦其文章之美；可贞——如此方可贞固；或从王事——或有时而从王事；无成有终——不居其成而自有其终。这一串曲曲折折的措辞，恰恰精准摹写了人臣处下之位、怀才而不可露、任事而不可居功的那种微妙分寸。若直言之曰"为臣当谦"，理是了，而其中千回百折的实践分寸全失。曲言之曲，是贴着事理之曲而曲；惟其曲，故中。

《春秋》笔法与此同功。《左传·成公十四年》论《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微而显，婉而成章——微婉是曲，显与成章是中；《春秋》以一字之曲折寓褒贬之直断，与《易》之言曲而中，同一笔法家数。可见"曲而中"不是《易》一书的偶然风格，而是先秦经典言说的共法：面对复杂的人事与危险的时世，直言或不能尽理，或不能远害，或不能入人——曲言则三难并解。《诗》之谲谏传统亦然：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以曲致中，正谏之上乘。

于此可再参庄子。《庄子·寓言》自述其言说方式："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十言而九借外物以论之；"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篇），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庄子之曲，曲到了汪洋恣肆的极处，而其中之"中"——对道枢、天倪、物化之理的击中——又是何等精准。庄子自己说得明白：非不欲庄语也，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也。曲言是衰世中意义的生存策略：直道之言在沉浊之世无法着陆，惟有借寓言之曲翼，意义方能飞越俗障而中的。《易》之言曲而中，与庄之寓言十九，皆是衰世逼出来的语言智慧；所不同者，《易》曲而必断（终有吉凶之判），庄曲而不断（"恶乎然？然于然"），儒道于此again分途：一个曲以致断，一个曲以致游。

事肆而隐：铺陈中的深藏

"其事肆而隐"——其所陈之事肆然直陈、放而不隐，而其中之义却深隐不露。肆与隐，又是一对相反相成：事是敞开的，义是藏起的。

《易》之叙事，确乎"肆"：它不讳言不堪之事。"困于酒食"言之，"其人天且劓"（黥额截鼻之刑）言之，"臀无肤，其行次且"言之，"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言之，"入于其宫，不见其妻"言之。人生的窘迫、刑残、羞辱、鳏寡，皆肆然入辞，无所回护。这种"肆"，是《易》纪实品格的表现：衰世之事本来如此，讳之则失真。然而每一肆陈之事下面，义皆深隐：老妇士夫之下藏着"过以相与"之戒，不见其妻之下藏着困极失所之痛，臀无肤之下藏着进退失据之象。事如冰山之在水上，义如冰山之在水下；读者见事之易，得义之难。

肆而隐的结构，正与"微显阐幽"首尾呼应：易把幽者阐为显事（肆），又把显事的意义收归幽微（隐）。一部《易》，是显与幽的双向旋转门。这亦是《诗》教的结构：《诗》陈男女怨旷、稼穑艰难、征役愁苦，何尝不肆？而温柔敦厚之教即隐于其中。夫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百篇事极肆而旨归无邪——肆是其广度，隐（无邪之旨）是其深度。《易》之事肆而隐，同此格局：三百八十四爻之事极肆，而"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之旨深隐——肆故能尽天下之情伪，隐故能立天下之大戒。

合观此段六语——称名小、取类大、旨远、辞文、言曲而中、事肆而隐——实为一篇最早的文章通论：它论了符号（名小类大）、意义（旨远）、审美（辞文）、修辞（曲而中）、叙事（肆而隐）五个层面，而一以贯之者，是"以有限之言，致无限之意"的根本追求。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先秦人共同的语言悲感；而此段六语，是对这一悲感的六重超越之法。后世一切论文之说，其源皆可溯于此段与"立象尽意"之论。而这套言说之道的孕育土壤，仍是那个"衰世"：惟衰世之事不可直言，故言曲；惟衰世之义不可显张，故事隐；惟衰世之人心须唤醒，故旨远而辞文。文章之道与忧患之世，在此章中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