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得之报：华夏因果观的确立

"以明失得之报"——报者，应也，答也，种瓜得瓜之谓也。行有失得，失得有报；易之终极功能，是把这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必然关联，昭示于民。

"报"的观念，深植于先秦文化。《诗·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人际之报也。《诗·卫风·氓》："信誓旦旦，不思其反。"负信之有反也。《左传》中"背施无亲""失信不立""多行不义必自毙"诸语，皆是报之理在史事中的验证——庄公论共叔段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待之者，待其报之至也。而《易》把这种散见于诗史的报应直觉，提炼为一个普遍的法则系统：三百八十四爻，每爻皆是一个"行为——处境——后果"的公式。居其位、行其事者如此，则吉；如彼，则凶。吉凶不是神意的赏罚，而是行为在时位结构中的自然结果。《文言》释坤初六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善积不善是"失得"，余庆余殃是"报"；其间的联结不假鬼神之手，而由"积"之理自致——履霜坚冰，驯致其道。这是华夏因果观的成熟形态：报在事理之中，不在事理之外。

此义须与占筮之原始形态对照，方见其革命性。原始的占卜，问的是神意：神许我否？吉凶取决于不可测的神鬼之心，人所能为者惟祭祀祈禳。而《易》之"明失得之报"，把问题的重心从神意移到了人行："失得"是人自己的失得，"报"是失得自身的展开。吉凶由行为而定，则趋吉避凶之道不在媚神而在修行。《左传》所载春秋贤者论筮，已明此义：《僖公十六年》叔兴对宋襄公曰"吉凶由人"；《昭公十二年》南蒯将叛，筮得坤之比"黄裳元吉"，以为大吉，子服惠伯正色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且夫《易》，不可以占险。"易不可以占险！——筮辞之吉，以德为条件；无其德而据其吉，占则不灵。这是春秋易学最光辉的命题，而其理论根据即是"明失得之报"：报之所应者是实德实行，不是卦爻的字面；以险行而窃吉占，是欲欺蓍龟，蓍龟不可欺也。《荀子·大略》所记"善为《易》者不占"，正是此路发展的极致：深明失得之报者，观德行即知吉凶，不复待蓍策——占的功能已完全内化为德的自觉。

孟子把这层意思推到性命之际："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公孙丑上》）自求多福，自作孽不可活——失得之报，一归于自己。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易之明报，正是要成就这个"反求诸己"的主体：民既明乎失得有报，则临事不复怨天尤人，而知敬慎其行。《论语》记夫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又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明报之教的人格结果，就是这个求诸己的君子。由是可知，"以明失得之报"绝非劝人以祸福相恐吓的低级教化；它是以事理之必然，唤醒行为之自任。恐吓使人怯，明报使人敬；怯者畏果而不敢为，敬者慎因而有所为有所不为——此其大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