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三等言说与三首诗

7.1 圣人之辨说

7.1.1 有兼听之明，而无矜奋之容

第十一段的后半，描绘圣人的辩说：「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有兼听之明，而无矜奋之容；有兼覆之厚，而无伐德之色。说行则天下正，说不行则白道而冥穷。是圣人之辨说也。」

圣人辩说的第一个特征，是「引绳以持曲直」。绳是木匠的墨线，用它来量木头的曲直。圣人辩说，不是以口才压人，而是拿正道当墨线，把邪说放到墨线旁边一量，曲直自见。辩说的力量不来自辩说者，来自道。

第二个特征，是「兼听」与「兼覆」。兼听是什么都听，兼覆是什么都容。圣人听得多，容得广，所以「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百家无处可逃，不是因为圣人把它们赶尽杀绝，而是因为圣人把它们全都听过、全都看透，它们没有一个角落是圣人不知道的。

第三个特征，是「无矜奋之容」「无伐德之色」。听得多而不骄傲，容得广而不自夸。这是最难的一点。一个人知道得越多，越容易露出得意之色；容纳得越广，越容易露出施恩之态。圣人没有这两种颜色。

7.1.2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

荀子先生引《诗·大雅·卷阿》来结束圣人之辨说：「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岂弟君子，四方为纲。」

顒顒是温和庄重，卬卬是高昂。如圭如璋，是像玉器一样洁净。令闻令望，是有好的名声和风范。岂弟君子，是和乐平易的君子。四方为纲，是做四方的纲纪。

这首诗与圣人之辨说的对应非常准确。「顒顒卬卬」对应「无矜奋之容」：庄重而不张扬。「如圭如璋」对应「以正道而辨奸」：洁净如玉，无一点私意。「四方为纲」对应「说行则天下正」：圣人的辩说被采纳，就成为天下的纲纪。

荀子先生引诗，不是装饰。这首诗把圣人之辨说的精神用形象说出来了：圣人辩说，是以整个人格为辩说的凭据，而不是以口舌为凭据。

7.1.3 引绳以持曲直

「引绳以持曲直」这个比喻，可以多说几句。木匠用墨线量木头，不需要与木头争辩。墨线拉直了，木头曲不曲，一目了然。圣人用正道量邪说，也不需要与邪说争辩。正道摆出来，邪说邪不邪，一目了然。

这就是为什么圣人之辨说能够「无矜奋之容」。矜奋是争胜的态度，争胜是因为胜负不定。圣人不争胜，因为墨线一拉，曲直已定，无胜负可争。圣人的自信不来自自己，来自道。所以他既不需要骄傲，也不需要自夸。

《论语·卫灵公》记孔子先生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矜是庄重，不是骄傲。君子庄重而不争斗。荀子先生说的「无矜奋之容」，矜奋连用，指的是争斗时的高亢神色，与孔子先生的「矜而不争」并不矛盾。圣人有庄重的矜，没有争斗的矜奋。

7.2 士君子之辨说

7.2.1 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

第十二段讲士君子之辨说：「辞让之节得矣，长少之理顺矣；忌讳不称，祅辞不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埶，不利传辟者之辞。故能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贵公正而贱鄙争，是士君子之辨说也。」

这一段的核心是三句话：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

以仁心说，是说话的时候心里存着仁，是为了对方好而说，不是为了压倒对方而说。以学心听，是听的时候心里存着学，是把对方的话当作可以学习的东西来听，不是当作要反驳的东西来听。以公心辨，是辩论的时候心里存着公，是为了求得公正的结论，不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这三句话，把辩论从争胜之事变成了修养之事。说要仁，听要学，辨要公。三者之中，「以学心听」尤其难得。一般人辩论，听对方说话，都是在等对方说完好反驳。以学心听，是真的想从对方的话里学到东西。这需要极大的谦逊，也需要极大的自信。谦逊是承认对方可能对，自信是不怕对方对了自己会输。

7.2.2 不动乎众人之非誉

士君子之辨说的第二个特征，是四个「不」：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治观者之耳目，不赂贵者之权埶，不利传辟者之辞。

不被众人的毁誉动摇，不去讨好旁观者的耳目，不去巴结权贵的权势，不去利用邪僻之人的言辞。这四个「不」，说的是辩论者面对的四种诱惑：众人的赞誉、观众的喝彩、权贵的青睐、邪说的便利。士君子对这四种诱惑一概不动心。

这与孔子先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是同一种精神。别人不了解我，我不恼怒。士君子辩论，不是为了让别人了解自己、称赞自己，所以别人的毁誉动摇不了他。《论语·里仁》又说：「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不担心没有人了解自己，只求自己有值得了解的地方。

「故能处道而不贰，咄而不夺，利而不流」，所以士君子能够守住道而不动摇，被人呵斥而不放弃自己的立场，被利益引诱而不流失自己的原则。

7.2.3 何恤人之言

荀子先生引的诗是：「长夜漫兮，永思骞兮，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这首诗不见于今本《诗经》，是一首逸诗。

长夜漫漫，我长久地思虑着自己的过错。远古的道我不敢怠慢，礼义我不敢有失。既然如此，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

这首诗与士君子之辨说的对应也很准确。「永思骞兮」对应「以学心听」：不断反省自己的过失。「大古之不慢兮，礼义之不愆兮」对应「处道而不贰」：守住道，守住礼义。「何恤人之言兮」对应「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在意别人的议论。

圣人之辨说的诗是《卷阿》，讲的是「四方为纲」；士君子之辨说的诗是这首逸诗，讲的是「何恤人之言」。一个是被天下采纳而成为纲纪，一个是不被理解而守住自己。圣人与士君子的分别，就在这两首诗的分别里。圣人的辩说可以改变天下，士君子的辩说只能改变自己。但士君子的辩说，是圣人之辨说的准备。没有「何恤人之言」的定力，就不会有「四方为纲」的成就。

7.3 君子之言与愚者之言

7.3.1 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

第十三段讲君子之言：「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

君子的言辞，深入而精确，谦下而合类，参差而整齐。君子说话，只做一件事：正其名，当其辞，把自己的志义说明白。

「志义之使」，名辞是志义的使者。使者的任务是传达主人的意思，传达到了，使者就可以退下了。「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足够互相通达，就放下它。名辞不是目的，志义才是目的。名辞够用就行，不必多，不必巧。「苟之，奸也」，在名辞上苟且求胜，就是奸。

这几句话，与《周易·系辞》「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思路相通。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意思。既然如此，文字和语言就只是工具，达意是目的。《系辞》接着说「圣人立象以尽意」，立象是为了尽意，不是为了象本身。荀子先生说「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名辞足以指实见极，就放下。两者说的是同一件事。

庄子先生《外物》篇说得更彻底：「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是用来达意的，得了意就忘掉言。荀子先生的「舍之」和庄子先生的「忘言」，态度是一样的：言辞是桥，过了桥就不必留恋桥。儒道在这一点上又是一路。

7.3.2 愚者之言

「外是者，谓之訒，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故穷藉而无极，甚劳而无功，贪而无名。」

超出「足以相通」的言辞，叫做訒，是君子所丢弃、愚者拾来当宝贝的东西。愚者的言辞，恍惚而粗疏，喧闹而不合类，喋喋不休像水沸腾。他们在名上引诱，在辞上炫耀，却对志义没有深入。所以他们的话没完没了，费力而无功，贪多而无名。

这一段与君子之言正好相反。君子「涉然而精」，愚者「芴然而粗」；君子「俛然而类」，愚者「啧然而不类」；君子「差差然而齐」，愚者「誻誻然而沸」。君子以名辞为志义之使，愚者以名辞为炫耀之具。君子达意即止，愚者「穷藉而无极」。

「甚劳而无功」四个字，对一切以辩为业、以辞为巧的人都是一记警钟。名辞的巧，如果不指向志义，就是空转。空转再快，也不产生任何东西。

7.3.3 为鬼为蜮

荀子先生引《诗·小雅·何人斯》：「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你如果是鬼是蜮，就没法看清你。但你有一副人的面孔，看人却没有定准。我作这首好歌，来穷究你反复无常的心。

这首诗与愚者之言的对应，是三首诗中最尖锐的。「为鬼为蜮」对应「芴然而粗」：恍惚不定，看不清楚。「视人罔极」对应「誻誻然而沸」：反复无常，没有定准。「以极反侧」对应「验之……则能禁之矣」：把它的反复无常穷究出来。

三段言说，三首诗。圣人之辨说配《卷阿》，讲四方为纲；士君子之辨说配逸诗，讲何恤人之言；君子之言与愚者之言配《何人斯》，讲为鬼为蜮。三首诗从最高的圣人，到守己的士君子，到反侧的愚者，一路降下来。荀子先生引诗，不是随手引，而是按言说的等级精心挑选的。三首诗合起来，是一幅言说的等级图。

这幅图的意义在于：辩说不只是技术，而是人格的显现。圣人的辩说显出圣人的人格，愚者的辩说显出愚者的人格。荀子先生说「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知者的话容易明白、容易实行、容易坚持。这三个「易」，是言说与人格合一的结果。话说得容易明白，是因为心里明白；行起来容易安稳，是因为话本来就是为了行的；坚持起来容易，是因为话与自己的志义一致。愚者反之，话说得炫目，行起来不安，坚持不住，因为话与志义是分离的。言说的高低，最终是人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