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解冻：立春节气的岁首之道与万物资始

五、《管子》《吕氏春秋》论务农与立春的治国之本

立春所昭示的"重农"精神，在先秦诸子那里得到了极为系统的阐发，尤以《管子》《吕氏春秋》为著。这些论述，把立春所开启的农事，提升到了关乎国家根本的高度。

《管子·牧民》开篇便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凡是拥有土地、治理百姓的君主，其要务在于不误四时（农事），其根本在于充实仓廪（粮食）。把"务在四时"放在治国的首位，正是因为"四时"中最关键的"春耕"一旦失误，全年的"仓廪"便无从谈起。《管子》又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千古名言——百姓只有在仓廪充实、衣食富足之后，才能讲求礼节、顾及荣辱。而仓廪之实、衣食之足，归根结底，都要从立春这个"农事之始""一年之计"上奠基。可以说，在《管子》的治国逻辑中，立春所开启的春耕，正是整个国家礼义教化、长治久安的最初的、最坚实的物质根基。

《吕氏春秋》更专设《上农》《任地》《辩土》《审时》诸篇，系统地论述农事。《审时》篇尤其切合立春之精神，它反复强调"得时"之重——"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庄稼，耕种它的是人，生养它的是地，养育它的是天；而要使天、地、人三者之力得以贯通，关键就在于"得时"——不失农时。《审时》篇详论各种作物"得时"与"失时"的天壤之别："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合乎时令的庄稼兴旺，违背时令的庄稼歉薄。这种对"时"的极致强调，正是立春作为"农时之始"其重要性的最有力注脚。先民深知：天地之力（生之者地、养之者天）虽大，但若人不能"得时"地去耕作，这天地之力便无从落实为实实在在的收成。而把握这"时"的起点，正是立春。立春之于农耕、之于治国的根本意义，于此诸子之论中，可谓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