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忘言：《庄子》的呼应与超越

《庄子·外物》篇末有一段著名的话：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荃（筌）是捕鱼之具，蹄是捕兔之具，言是得意之具。工具的使命在其所获：鱼既得，筌可忘；兔既得，蹄可忘；意既得，言可忘。庄子此论，与《系辞》「立象尽意」之说，皆出于对言意裂缝的自觉，而进路适成对照，又暗相接续。

其相接续者：两者都把言降格为工具、把意奉为归宿，都反对滞留于言。《系辞》以象为得意之径，庄子以言为得意之筌——「径」与「筌」都是可以且应当被超越的中介。若有人问：得意之后，象亦可忘乎？依《系辞》之理，答案是可以的——《系辞下传》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云「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象数辞变，一切筌蹄，最终都要化入人的神明之中；「善为易者不占」，正是得意忘象之境。荀子此语与庄子忘言之论，儒道异途而同归于此：一切符号中介，成就其功之日，即是隐退之时。

其相对照者：庄子比《系辞》更进一层，或者说更险一层。《系辞》虽知言不尽意，仍苦心经营象的系统，要在可传的层面上「尽」意——尽者，竭尽其可能之谓；圣人知其不可全尽而尽力尽之，此儒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性格在符号问题上的表现。庄子则对一切中介保持根本的疏离：《齐物论》曰「大道不称，大辩不言」，《知北游》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在庄子看来，不仅言不可执，象亦不可执——一切「有」的显现，相对于道之无形，都是筌蹄。故庄子宁可「无言而心说」，宁可寓言、重言、卮言层层设障，逼人自悟，也不肯建立一套正面的符号体系。他寻找的是「忘言之人」——那个已经得意、故可与之作无言之言的知音。

《庄子·天地》有一则寓言，恰可视为对「象」的一个道家注脚：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玄珠者道也；知者智力也，离朱者明目也，喫诟者巧辩也——智力、视力、辩力皆索道而不得，得之者乃是「象罔」。象罔者，若有象若无象、似有若无之谓。有心求道则道遁，无心而若有若无者反得之。庄子以「象罔」名此得道者，用字之妙，耐人寻味：象而罔，罔而象——不正是「大象无形」的人格化么？不正是《系辞》之「象」洗尽其符号的确定性之后所剩的那点「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么？《周易》之象立乎有无之间：较之言，它近于无（不指称、不断言）；较之道，它近于有（可观看、可玩味）。庄子的象罔则索性立于有无莫辨之地。两者一显一微，一建构一消解，然而所指向的意义经验实是同一个：真意不在把捉之中，而在若即若离的观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