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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 #政策传导 #中美经济

信不足焉: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货币与财政政策对观

本文深度复盘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演变,从“名义锚、预算约束与契约确定性”三大制度维度,剖析两国宏观政策传导机制中“信用”的建立与松动,揭示当前经济预期与政策效能受限的深层逻辑。

玄机编辑部 October 6, 2026 73 min read Markdown
信不足焉: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货币与财政政策对观

六、均:谁在为增长付账

6.1 通胀税与利率税,是同一笔税的两种征法

老子先生第七十七章,是先秦文献里关于分配最锋利的一段: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拿这把尺子去量四十七年,要问的问题是:这场增长的账单,是谁付的?

先看一个理论上的困惑。按照标准的宏观理论,如果财政赤字的路径不可持续,货币最终必须买单,无非是现在通胀还是将来通胀。但中国的实证是反常的:二〇〇九年以来的准财政扩张规模巨大,却没有通胀。

为什么?

我的答案是:中国没有付通胀的账,是因为它付了另外三笔账。

第一笔是产能账。 扩张的钱进了资本形成而非消费,供给和需求同时扩张,而且供给跑得更快。所以「赤字货币化」在中国不表现为物价上涨,表现为产能过剩——最终变成工业品出厂价格连续三年左右在负值区间。

第二笔是储户账。 通胀税被利率税替代了。存款实际利率长期趋零甚至为负,这同样是征税,只是从「对全体持币人征」改成了「对存款人征」。它不引发抢购,不冲击社会秩序,因而可以征三十年。

这一点值得停下来想。通胀税和金融抑制,是同一笔税的两种征法。 一种是显性的,征在价格上,所有人都看得见,会引发抢购和恐慌;一种是隐性的,征在利率上,只有算过账的人才知道自己被征了。中国选了后者,而后者在政治上远比前者安全。

第三笔是自由账。 资本管制封住了外溢的通道。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被压低回报的储蓄早就外逃了,利率必须回升。管制是这笔税能够持续征收的前提。

而现在,这三笔账同时到期了。 产能过剩变成了通缩;储户用提前还贷、存款定期化和不消费投票;资本管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诉求下松动。

所以今天的所谓「信心问题」,不是情绪问题,是三个缓冲垫同时失效的会计结果。

还有一个分配事实必须讲。二〇〇九年之后货币扩张巨大而消费物价温和,是因为钱进了资产而不是商品。于是宽松的收益按资产存量分配,成本按人头分配。 同一个 M2 增速,对有房者和无房者、对一线和县城、对存量债务人和新购房者,根本不是同一件事。宏观数据的均值,把这个分裂严严实实地盖住了。

孔子先生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注意这个「均」不是平均主义,是各得其分。而句子的落点在「安」和「倾」——今天被称作信心问题的东西,古人早就命名过,叫「不安」。而「不安」的后果,叫「倾」。

6.2 两张镜像的家庭资产负债表

把美国放进来,会看到一件极有意思的事:同一个宏观现象,在两个国家有完全相反的分配后果。

美国走的是资产价格渠道。一九八二年开始、持续近四十年的债券大牛市——长端利率从百分之二十一路走到零——使一切资产被系统性重估;再加上减税、金融自由化、三轮量化宽松层层加码。结果是:美国最富的百分之十人口持有约九成的股票,而底层一半人口的净财富占比只有百分之二点几。

这里要顺便厘清一个容易被混用的符号。在关于长期不平等的讨论中,「资本回报率大于增长率」里的那个 r 指的是资本回报率;而在债务可持续性的讨论中,「r 大于 g」里的那个 r 指的是融资成本。同一个字母,两回事,不能混着用。

中国走的是金融抑制加土地渠道。存款实际利率长期趋零,储户补贴借款人;土地出让金内含在房价里,购房者替公共支出预付了几十年;户籍分割使得进城务工者无法完整分享城市化的资本化收益。

而最深的一层,在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上。

美国家庭是「负债端受益」的结构。 财富大量在股票和房产里,负债以三十年固定利率房贷为主。所以通胀对美国家庭是净有利的——它侵蚀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同时推高资产的名义价格。这解释了一件常被误解的事实:二〇二一到二〇二三年的高通胀期,美国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反而是改善的。

中国家庭是「资产端受损」的结构。 财富近六成在房产里,房贷挂钩报价利率是浮动的,存款收益趋零。所以通缩对中国家庭是三重打击:资产贬值、债务实际负担加重、储蓄收益归零。

由此推出一个硬结论:美国能忍受通胀甚至从中受益,不能忍受通缩;中国历史上能忍受低通胀,但当前的资产负债表结构使它对通缩异常脆弱。这不是偏好差异,是结构差异。 而结构差异反过来决定了两国政策的可行空间。

6.3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

老子先生第七十七章那段话,还有后半截,而后半截才是最重的一问: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谁能够把自己多出来的,拿去供给天下?只有得道的人。

这句话在国际收支的层面上,是同时向两方发问的。

向盈余国问:你积累了三万九千亿美元的储备,而你的国内家庭消费率长期偏低、社会保障长期不足——你的「有余」,究竟奉了谁?

向储备货币发行国问:全世界把储蓄借给你,压低了你的融资成本,让你可以在充分就业时还继续减税——你的「有余」,又奉了谁?

这就是特里芬难题的现代形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必须同时保证充足的对外供给(因而要有逆差)和币值的长期可信(因而要约束赤字),而这两件事在数学上不可兼得。美国享受的所谓「过度特权」,账单就记在这里。

而中国这一侧的对应困境是:积累了巨额的对外债权,却因为资本项目不开放和本币国际化不足,无法把这些债权转化为对本国居民的福利。

两边各有各的不自由。这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跨过国界之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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