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是先有一套名目，而是先看见天地

《系辞上》开篇，不从占问说起，不从蓍草说起，不从某一卦某一爻说起，也不先陈说人间的礼法制度。它先把人的眼光带到天地之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句话的分量，正在于它不急着把《易》缩小为一种术。它先指出，《易》所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呈现、正在运行、可以参与却不可任意捏造的世界。人抬头见天，俯身履地，出生于其间，劳作于其间，婚育、祭祀、征伐、会盟、进退、生死无不发生于其间。天地不是知识的一项，乃是一切知识、一切行动得以展开的先在处境。

这里的“尊”与“卑”，首先是上下，是人在天地之间最直接的经验。天在上，地在下；日月星辰行于上，草木鸟兽成于下；雨自上降，百谷自下生。若立足于先秦语境，就不能急着把尊卑只读成人间权势的高下，也不能把它抽空为无形的概念游戏。它起于目见身履的秩序：上者覆，下者载；覆者垂象，载者成形。乾坤之定，便定在这种相对而相成的关系里。乾不是孤悬于坤之外的乾，坤也不是自足于乾之外的坤。天无地，则其施无所成；地无天，则其生无所启。二者有别，所以可以相对；二者相需，所以能够相成。

《诗》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把生与则联在一起。物之生，不是一团无可辨别的混杂；有物便有其则，有其则便有可循之序。《书》重“敬天”“时若”，也并非教人向一个全然不可接近之境逃遁，而是要求人在政事与日用中不违天时、不伤民生。夫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之可敬，不在多言，而在四时不忒、百物并育。由此回看“天尊地卑”，尊不是浮夸的称号，卑也不是受辱的名目。尊者以其高明而临，卑者以其博厚而承。高明与博厚各有其德，谁也不能替代谁。

《易》以乾坤为门，正因为人的一切处境都在开创与承成、发端与落实、健行与厚载之间。一个念头欲行，是乾的方向；一件事情得成，是坤的功用。政令之发，是始；百姓是否安其居、尽其力，是成。德意之萌，是始；能否积于日用、达于人伦，是成。只知发端而不能承成，始终只是虚声；只知承受而没有方向，则容易陷入因循。乾坤既定，并非把天下钉死为两块，而是使万事万物有了可观的两端，有了往来开合的根本尺度。

因此，这一开篇所建立的不是僵硬的图式，而是观看世界的端正姿态。先承认天地，再安顿人事；先看见差别，再理解相成；先敬畏已经存在的秩序，再谈人在其中可以做什么。太上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层层上达，也以人不自居为始。人若把自己的好恶当作天地的尺度，便不可能知乾坤；人若愿意退去私意，观察天之行、地之生，才可能由象见道，由形知化。开篇四字不是装饰，而是把人从狭小的计较中提举出来，使其先有天地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