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余论之二：治国者最当警惕“有始无成”

治国最容易显乾而最难尽坤。发布诏令、建立名目、兴起工程，都有发端之声势；日复一日的吏治、仓储、水利、农桑、司法，则是成物之细务。始常使人得名，成常由众人负担。若居上者喜始厌成，新政层出而旧务荒废，人民便成为反复试令之地。

乾知大始，首先要求发令前审其全局。法令会不会互相冲突，财用从何而来，所任之人能否胜任，百姓是否承受得起，受益与受损者分别是谁，皆须预察。不能只因意图善，便认为结果必善。善始不是热心，而是知其所待。

坤作成物，则要求执行中听取反馈。政令入县乡之后是否变形，豪强是否借机侵民，官吏是否以繁文邀功，原定期限是否合农时，都需查验。若下情不能上达，乾坤便隔；上层仍以为善始，地上已经成害。风雨是否润物，要看草木，不看发雨者自夸。

《管子》重视民富、地利、仓廪与号令，是因为国家不能靠道德宣言独自运行。孟子先生以仁义校正治国方向，又以井田、农时、税制、养民等具体主张使仁政成形。将二者相参，可以看见：德意必须进入财用制度，制度必须服从养民大义。

太上警惕多忌讳、多利器、多技巧、多法令，也是从成物结果反观治道。居上者自以为做得越多越好，人民却可能越贫、国家越昏。无为的政治智慧，在于识别哪些事情必须做，哪些私欲造成的事务根本不该发生。删去扰民之为，本身就是大为。

政绩能否称贤者之业，要经“亲、功、久、大”四重检验。百姓是否愿亲，事情是否真有功，制度是否可久，利益是否可广。只占其中一项，不足自满。严令也许有功而无亲，厚赏也许有亲而不久，小惠也许可久而不大，扩张也许看似大而无实功。四者贯通，才近于易简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