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物为本:从恶性通胀里站起来的人民币(1948—1978)

2.1 一张没有金银撑腰的纸

2.1.1 接手的是一个"名"已经崩坏的局面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同一天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当时全国的货币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乱。国民政府的法币早已崩溃,1948年8月推出的金圆券不到一年也一泻千里;民间实际流通的是银元、美钞,各解放区又各有各的货币。钱的"名"已经完全失去信用,人们拿到纸币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换成实物。

新政权接手大城市后,打的第一仗就是货币之战。1949年6月,上海出现银元投机风潮,人民币被排斥,当局采取强硬措施查封了投机中心,打掉了银元投机市场。同年11月前后,投机资本又转向粮食和棉纱,政府从各地集中调运大批粮棉,在价格高点集中抛售,投机者损失惨重。这两仗在历史上常被称为"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

这两仗说明了一件事:人民币不能兑换金银,它能站住,靠的是国家手里握有足够的物资,能在关键时刻把物价压住。

2.1.2 统一财经:先把"实"握在手里

光靠打几仗是不够的。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把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统一起来:税收和公粮统一上缴,重要物资统一调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的现金统一存入国家银行。这套措施实施后,全国物价在1950年春天迅速稳住,持续十几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就此结束。

这里面的道理并不复杂。一张纸币值不值钱,取决于市场上的钱和货是否大体相称。国家一方面把财政收支拉平,不再靠多印钞票弥补亏空;另一方面把大宗物资抓在手里,随时可以投放市场——"名"的数量受控了,"实"的供给有保障了,名实就相符了。

当时的说法,是人民币以国家掌握的物资为基础。这不是一个写进法律的"本位制度",却是实实在在的运行逻辑:钱的底子,是粮、棉、布、煤这些看得见的东西。

2.1.3 折实单位:暂时把"名"直接拴在"实"上

在物价尚未完全稳定的那一两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叫"折实"。

银行开办"折实储蓄":存款不按钱数记账,而是按一个由若干种生活必需品(比如米、面、布、油、煤)组成的"折实单位"记账。存的时候按当天的价格折成多少个单位,取的时候再按当天的价格折回成钱。不少地方的工资也按折实单位计算。

这等于是在钱的"名"还没有取得信任之前,先把它直接拴在"实"上,让老百姓放心:你存的不是一张会贬值的纸,而是一份米面布油。等物价稳了,人民币自己的信用立起来了,折实也就逐渐退出了。

2.1.4 1955年换新币:改了名,不夺其实

1955年3月1日,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新币一元兑换旧币一万元。战时通胀留下的面额太大,"一万元"买不了多少东西,换新币是把名改得更合用。

关键在于,这次换币按固定比例兑换,不没收,不限额,所有的价格、工资、存款一律按同一比例折算。换完之后,每个人手里的实际购买力没有任何变化。

这一点看似平常,其实大有讲究。单穆公先生当年反对铸大钱,担心的正是另一种做法:

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

周天子废掉轻钱、改铸重钱,如果新旧钱的兑换对百姓不公道,百姓手里的旧钱就贬了值,"民失其资"。百姓穷了,国家的用度也会跟着匮乏,匮乏了就只好更重地向百姓索取,形成恶性循环。换币本来是技术问题,但只要借换币之机侵夺百姓的财产,它就成了一场掠夺。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强令百姓以金银外币兑换新券,最后金银没了,新券也成了废纸,这是近在眼前的教训。1955年的做法是"名改而实不夺",新币的信用由此稳固下来。

2.2 计划体制下的发行:一家银行,两条河道

2.2.1 "大一统"的银行

19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银行体系也随之变成"大一统":中国人民银行几乎是唯一的银行,既是发钞行,又是全国的存款行、贷款行、结算行。企业的钱存在人民银行,企业要贷款也找人民银行;信贷资金"统存统贷",存款集中到总行,贷款由总行按计划层层下达指标。

在这种体制下,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是一回事。银行给国营企业多放一笔贷款,经济中就多了一笔钱。

2.2.2 现金与转账:两条不太相通的河

计划体制下的货币有一个今天的人很难想象的特点:它分成两条河。

一条河是"转账"。国家机关、国营企业、集体单位之间的往来,一律通过银行转账结算,不得随意使用现金。1950年起实行的现金管理制度,规定各单位只能保留少量库存现金,超出部分必须存入银行。

另一条河是"现金"。现金主要在居民手里流动:单位发工资时从银行取出现金,职工拿去商店买东西,商店再把收到的现金存回银行。

两条河之间,只在几个固定的口子上连通——发工资、收购农副产品、商店收款。所以,当时说的"货币发行",主要是指现金发行。央行设有"发行库",保管尚未进入流通的票子(称为发行基金);各银行网点设有"业务库",办理日常收付。票子从发行库调入业务库,就叫货币发行;从业务库缴回发行库,就叫货币回笼。每年的现金投放和回笼,都编在国家的现金计划里。

这种设计有它的好处:单位之间的大额资金在转账这条河里流动,受计划严格管控,不容易冲击居民的消费品市场;居民手里的现金则和商品供应相对应。管住了现金,就管住了消费品市场的物价。

2.2.3 "经济发行"与"财政发行"

计划时期管理货币发行,有一对至今仍很有意义的概念:"经济发行"和"财政发行"。

所谓经济发行,是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扩大而增发货币。比如秋收时国家要收购大量粮食棉花,商业部门向银行贷款,把现金付给农民;农民拿钱去买布、买农具,商品卖出去,现金又回到银行。钱跟着货走,货多了钱才多,这样发出去的钱有实在的物资对应,不会引起物价上涨。

所谓财政发行,是政府开支超过了收入,向银行透支,银行只好多印钞票来填这个窟窿。这样发出去的钱没有相应的商品对应,名多实少,迟早会推高物价。

经济发行是正当的,财政发行是要警惕的——这几乎是当时货币管理的第一原则。为了判断钱发得是否合适,当时还总结出一些经验比例,其中最有名的是"1∶8",大意是每8元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大约需要1元现金来流通。现金流通量与商品零售额的比例一旦明显偏离这个数,就说明钱可能发多了。

更高一层的要求,是"综合平衡":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外汇收支四个方面要相互衔接,不能哪一方面单独冒进。陈云等人对此有过系统论述。这一思路的实质,就是不让"名"脱离"实"单独膨胀。

2.3 检与发:计划时期的教训

2.3.1 大跃进时期的超发

道理清楚,做起来却未必。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基本建设规模急剧膨胀,财政出现巨额赤字,大量依靠向银行透支;银行贷款也在"放手支持生产"的口号下失去约束。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严重下滑,商品供应急剧减少。结果是钱越来越多,货越来越少。从1957年底到1961年底,市场上流通的现金翻了一倍还多。

这正是财政发行加上信贷失控的典型后果。

2.3.2 把多出来的钱收回来

怎么办?1961年前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回笼货币,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有计划地投放一部分"高价商品",例如高价糖果、高价糕点、高价饭菜,以及部分高价工业品。在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继续凭票平价供应的同时,让手里有余钱的人用较高的价格买一些非必需品,从而把市场上多余的现金收回银行。配合压缩基建、精简城镇人口等措施,到1963年前后,货币流通量逐渐回到正常水平,市场形势好转。

孟子先生曾当面批评魏国国君: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

丰年时猪狗吃着人的粮食,却不知道收敛储藏;荒年时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放粮。这一"检"一"发",说的正是逆着时势调节的道理:多了要收,少了要放。大跃进时期的问题是该"检"时不检,一味地发;六十年代初的高价商品回笼,是事后的补"检"。在此后七十多年的货币史中,"检"与"发"的时机始终是最难拿捏的事。

2.3.3 物价不动,不等于钱没有多

计划时期的物价长期由国家规定,基本不动。这容易给人一个错觉:那时候没有通货膨胀。

其实不然。钱多了而价格不让涨,多出来的钱就会以别的方式表现出来:商店里货架空空,买东西要排长队、要凭票;老百姓手里有钱买不到东西,只好存进银行或者压在箱底,当时叫"持币待购"。经济学上称之为"隐性通胀"或"被抑制的通胀"——名与实的偏离没有消失,只是藏起来了。

孟子先生与许行先生一派的辩论,恰好说到这个问题。许行先生一派主张,同样长短的布、同样轻重的麻丝、同样多的粮食,价格一律相同,这样市场上就没有欺诈。孟子先生反驳说: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

东西本来就千差万别,这是事物的实情;硬要把它们定成一个价,是在扰乱天下。大鞋小鞋卖一个价,谁还肯做大鞋?价格是"名",物的实际供求是"实";价格被固定住,名就不能反映实,实的变化只能通过短缺、排队、黑市显露出来。这笔被藏起来的账,后来在1988年一下子翻了出来,下一章会讲到。

2.4 小结:从"足食"到"民信"

子贡先生问孔子先生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先生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先生追问,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先去哪项?答:去兵。再去一项呢?答:

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这段对话可以用来看人民币早期走过的路。建国初期,人民币之所以能立住,首先靠的是"足食"——国家掌握粮棉物资,能随时稳定市场,这是"以物为本"。但物资只是手段,真正让一张纸变成货币的,是"民信之"。折实储蓄、换币不夺民财、严守经济发行,都是在一点一点地积累"信"。

随着时间推移,人民币和具体物资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淡,今天已经没有人会把人民币和多少斤小米对应起来了。可以去掉的是"食"这根拐杖,不能去掉的是"信"。这一层,是后面所有阶段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