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鬼神与诚论析:形上根基与道体显现
本文深入解读《中庸》中“鬼神之为德”与“诚者自成”两章,探究其作为儒家形上学核心的意义。文章通过辨析先秦鬼神观,论证鬼神章是为证明“诚之不可掩”,进而阐释“诚”体如何配天载物,揭示中庸之道的本体论基础。

第十章 "诚"与先秦诸子之比较
第一节 "诚"与《周易》之"乾坤"
《中庸》之"诚",与《周易》之乾坤二元有深刻的对应关系。
诚之创生性——对应乾之"元"。 《乾·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元是万物的开始。《中庸》"诚者物之终始"——诚亦是万物之始。诚之创生功能,与乾元相应。
诚之承载性——对应坤之"载物"。 《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庸》"博厚所以载物"——诚之博厚,与坤德相应。
诚之变化性——对应《易》之"变动不居"。 《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变动不居""唯变所适",与《中庸》"时措之宜""不动而变"相呼应。
诚之神妙性——对应《易》之"阴阳不测之谓神"。 《系辞上》曰:"阴阳不测之谓神。"此"神"即《中庸》所论"鬼神之德"之"神"。诚体之妙用不可测度,如阴阳之变化莫测——此即"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可见,《中庸》之"诚",涵摄了《周易》乾坤之全部功能——创生、承载、变化、神妙。但《中庸》将这一切统一在"诚"这个概念之下,使之有了一个更为集中的表述。
第二节 "诚"与《老子》之"道"
《中庸》之"诚"与《老子》之"道",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中庸》之"诚" | 《老子》之"道" |
|---|---|
| 视之弗见,听之弗闻 |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 |
| 体物而不可遗 | 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 |
| 诚者自成也 | 道法自然(自己如此) |
| 不见而章 |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
| 不动而变 | 不言之教 |
| 无为而成 | 无为而无不为 |
|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
从上表可见,《中庸》与《老子》在描述最高实在时,使用了极为相近的语言和思路。
然而,二者之根本差异在于:
《老子》之"道"——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概念。道不涉及善恶、是非之分判。道生万物,不以善恶为标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对万物一视同仁——此"不仁"非谓无情,乃谓无偏。
《中庸》之"诚"——是一个道德本体论的概念。诚不仅是"真实无妄"(此点与道相近),更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它内在地包含着道德意义。诚之成己是"仁",诚之成物是"知"——仁与知都是道德范畴。
换言之,《老子》之道是"价值中立"的,而《中庸》之诚是"价值充实"的。此为儒道两家形而上学之根本分际。
此分际之后果极为深远:
- 从《老子》之道出发,修养之途径是"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去除人为之矫饰和价值判断,回归到自然状态。
- 从《中庸》之诚出发,修养之途径是"充"——至诚无息,博厚高明悠久。充实自身之仁智之德,使其如天地般广大。
此二途虽殊,其极致却有合流之处——《老子》之"无为而无不为"与《中庸》之"无为而成",在最高境界上趋于一致。盖至诚者自然无为,无为者必然至诚。
第三节 "诚"与孟子之"性善"
孟子之学,以"性善"为核心。《孟子·告子上》曰: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又曰: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之端。此"端"虽微,但可以扩充为完全的仁义礼智。
此"性善"说,与《中庸》之"诚"有何关系?
关系极为密切。《中庸》言"诚者,天之道也"(此语虽出自孟子,但亦见于《中庸》精神之中),言"天命之谓性"——天道赋予人以性。天道是"诚"的,故天道所赋之性也是"诚"的——即真实无妄、本来善良的。
孟子之"性善",可以理解为《中庸》"诚"之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
- "诚者物之终始"——人性以诚为始终,故人性本善(始于善)。
- "不诚无物"——若人性不善(不诚),则人之为人不成立。
- "诚者自成也"——人之善性是自然本有的,不需要外在教导才产生。
然而,孟子也承认,人虽性善,但可能被"放"——放失本心。《孟子·告子上》曰: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
人之良心如牛山之木,本来美好,但若日日砍伐(被外物诱惑、被私欲遮蔽),终将变得光秃秃。然这不是"性"本身的问题,而是后天环境和自身放纵的问题。
此与《中庸》之论亦相合。《中庸》不言人性被遮蔽之事(此为孟子所补充),但《中庸》言"修道之谓教"——需要通过"教"来修明人之道。此"教"即是帮助人回归至诚本性的工夫——正如孟子所言"求其放心"——找回放失的良心。
又孟子言"思诚者,人之道也"——"思诚"(追求至诚)是人所应做的工夫。此"思诚"即《中庸》"君子诚之为贵"之工夫论表述。天道本诚(无需工夫),人则需"思诚"(有工夫在焉)。此工夫不是创造诚,而是回归诚——因为诚本来就是人性之本然。
第四节 "诚"与荀子之"礼义"
荀子之学,与孟子不同,主张"性恶"。《荀子·性恶》曰: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荀子认为人性中有好利、疾恶、好声色之天然倾向,若顺其自然,则争夺、残贼、淫乱必生。故需"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来矫正之。此"善者伪也"之"伪",非虚伪之伪,乃人为之意——善是人为努力的结果。
荀子之说,与《中庸》之"诚"似乎形成了张力。《中庸》言"诚者自成也"——善(诚)是自然本有的。荀子言"其善者伪也"——善是人为造就的。
然而,若细思之,此张力未必不可化解。
荀子所言之"性",侧重于人之自然欲望(好利、好声色等)。此自然欲望确实需要礼义来节制。
《中庸》所言之"性",侧重于"天命"之赋予——即天道在人身上的体现。此"性"超越了自然欲望,指向人之道德本原。
二者所指不同层面之"性",故其论断不同。
然荀子亦非不知"诚"之重要。《荀子·不苟》曰: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承认"诚"在修养中的核心地位。"致诚则无它事矣"——达到至诚,就不需要做别的了。此与《中庸》"至诚无息"何其相似!
"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以诚心守仁,就能"形"(成形、显现),然后达到"神"(神妙),然后能"化"(化育)。此一从诚到神到化的进路,与《中庸》从"诚"到"鬼神之德"到"不动而变"的进路,几乎完全平行!
"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变化不息地兴起,这就叫"天德"。此亦与《中庸》"至诚无息"相呼应。
可见,荀子虽主"性恶",但在"诚"之修养论上,与《中庸》有深层的契合。其差异主要在于出发点(性善还是性恶),而非在于目标(至诚、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