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发行机制历史变革（一）古代篇：铜、纸与白银

这组文章想回答一个看上去简单、其实很难的问题：中国人手里的钱，是怎么"来"的？

谁有权把它造出来？凭什么造？造出来以后从哪个口子流到百姓手里？造多少由什么来管？造钱的好处落到了谁的口袋？这五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国两千多年里换过好几轮。古代篇讲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夕；近代篇讲 1840 年到 1949 年；当代篇讲 1949 年到今天。

古代货币史的细节很多，但只有放到现代货币理论的框架里，很多事情才讲得通：为什么汉代的五铢钱能用七百年，而王莽的新钱几年就垮了？为什么宋代四川会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纸币？为什么明朝的纸币一开始就注定失败？为什么到了明清，国家干脆把大额货币的发行权"交"给了海外的银矿？所以本文先把理论工具讲清楚，再进入历史。

1 先准备几件工具

1.1 货币发行的五个问题

1.1.1 一张表概括

无论哪个朝代、哪种货币，只要问清下面五件事，它的发行机制就清楚了：

后面会看到，中国古代货币制度的每一次大变动，几乎都是这五个答案中的一两个发生了改变。

1.1.2 货币是"东西"，还是"欠条"

理解货币发行，最重要的一个视角是把货币看成一张资产负债表上的某一项。

一枚足重的铜钱，本身就是一块铜。它值钱，是因为铜值钱。这种货币叫商品货币。持有它的人不依赖任何人"认账"，即便发行它的王朝灭亡了，这块铜照样能熔了做器物。

一张纸币则完全不同。纸本身几乎不值钱，它之所以能买东西，是因为大家相信：发行它的人会"认账"——或者能拿它去兑换金银铜钱，或者能拿它交税，或者至少别人肯收。所以纸币本质上是发行者的负债，是一张欠条。持有纸币的人，等于借钱给了发行者。

这个视角非常有用。它告诉我们：

• 商品货币的风险在"量"：铜、银挖得多少，不由人的意愿决定，经济需要钱的时候可能偏偏没有。
• 欠条式货币的风险在"信"：发行者可以随意多写欠条，而持有者无法阻止。

中国古代货币史，大体就是在这两种风险之间来回摇摆的历史：嫌金属不够用，就走向纸；纸被滥发，又退回金属。

1.2 几个贯穿全文的概念

1.2.1 铸币税：造钱本身就是一门生意

铸币税（seigniorage）不是一种真实的税，而是指货币的面值减去造它的成本。

假设铸一枚"一文"铜钱要花掉 0.9 文的铜料和人工，那么每铸一枚，铸造者净赚 0.1 文。如果改铸一枚"当十"的大钱，只用了三枚小钱的铜料，那么每铸一枚就净赚约 7 文。如果印一张面值一贯（一千文）的纸币，纸墨成本只有几十文，那么净赚九百多文。

这笔利润从哪里来？不是凭空来的。新造出来的钱拿去买东西，社会上的物资就被铸造者换走了；钱多了以后物价上涨，所有手里持有旧钱的人，他们的钱都悄悄贬值了。所以铸币税的本质，是把全社会持币者的一部分购买力，转移给了发行者。

当这种转移幅度很大时，它的效果和征税一样，现代经济学称之为通货膨胀税。区别在于：正式的税要立法、要征收、要面对百姓的不满；通胀税不需要任何程序，只需要多造钱。正因为它"不知不觉"，历代财政吃紧的政府都很难抵抗它的诱惑。

1.2.2 私铸与销毁：两头都会出事

铸币税对朝廷有诱惑，对私人同样有诱惑。这就形成了古代铜钱的一个"夹缝"：

• 钱太轻（面值远高于含铜价值）：私人照着样子铸，一样能赚铸币税。于是盗铸蜂起，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劣，物价飞涨。
• 钱太重（含铜价值高于面值）：私人把钱熔掉做铜器，卖铜比用钱划算。于是钱越来越少，市面"钱荒"。

只有当钱的面值略高于铸造成本，高出的部分又不足以覆盖私铸者的风险和技术门槛时，钱才能稳定下来。后面会看到，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的长期稳定，就是因为落在了这条窄缝里。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著名规律，叫格雷欣法则，俗称"劣币驱逐良币"：当法律强行规定两种实际价值不同的钱按同样的面值使用时，人们会把好钱藏起来、熔掉或运走，只拿坏钱去花。最后市面上流通的全是坏钱。

1.2.3 钱的数量和物价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关系，叫货币数量论，可以写成一个式子：

货币数量 × 货币周转速度 ＝ 物价水平 × 实际交易量

意思很直白：一个社会里，钱的总量乘上每枚钱一年转手几次，就等于这一年所有成交的商品的总价钱。如果商品没多，钱却多了一倍，周转速度也没变，那么物价大致就会涨一倍。反过来，如果经济在增长、商品越来越多，钱的数量却跟不上，物价就会下跌——古人称之为"钱重物轻"，今天叫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对谁不利？对欠债的人、对需要用钱交税的人不利。因为他们要卖出更多的粮食和布匹，才能换到同样数量的钱。

这个式子在古代同样成立。它解释了为什么金属货币时代反复出现"钱荒"，也解释了为什么纸币滥发时物价会涨上天。

1.2.4 大钱和小钱怎样共存

最后一个问题看起来琐碎，其实困扰了人类几千年：一个社会需要不同面值的钱，大额交易用大钱，日常零买用小钱，那么大钱与小钱的比价怎样才能保持稳定？

如果大钱和小钱都是足值的，比价由金属的重量决定，那就没问题。但只要大钱的含铜量不按比例增加（比如一枚"当十"钱只有三枚小钱的铜），比价就靠官府的命令维持，私铸和投机就会来冲击它。西方经济学家把这称为"小额货币问题"。中国古代反复出现的"子母相权"之争、"当十当百大钱"之祸、明清的"银钱比价"之苦，都是这个问题的不同面貌。

2 先秦：最早的发行思想

2.1 从贝壳到金属

2.1.1 发行权天然分散

商周时期，海贝曾长期充当货币，后来又出现了仿制的铜贝。春秋战国，金属铸币大量出现，而且形状因地而异：三晋一带多用铲形的布币，齐、燕多用刀形的刀币，秦和魏的一些地方用圆形的圜钱，楚国用小巧的铜贝（俗称蚁鼻钱）以及有印记的金版。

这个时期的发行机制可以一句话概括：各国各铸，甚至一国之内多地自铸。货币的价值主要靠金属本身，铸造主体分散，彼此之间按重量和成色折算。从五个问题来看：谁发——诸侯乃至城邑；凭什么——金属；约束——矿产与铸造能力。

2.1.2 统一计量单位的意义

孔子先生在《论语·尧曰》里讲治理天下的要务，第一条就是：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权"是秤，"量"是斗斛。这句话本是讲度量衡，但放在货币上同样贴切。今天的经济学讲货币有三种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储藏、计价单位。其中计价单位，正是一把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子"。如果尺子各地不同、时长时短，一切交易、契约、赋税都无法安稳。所以统一货币，本质上和统一度量衡是同一件事：给全社会一把共同的、可靠的尺子。

2.2 单穆公先生论"子母相权"

2.2.1 原文

春秋末年，周天子打算废掉轻钱、铸造面额更大的"大钱"。《国语·周语下》记载了单穆公先生的劝谏，这是中国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一篇讨论货币发行的文字：

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污也，其竭也无日矣。……"王弗听，卒铸大钱。

2.2.2 用现代语言重述

这段话里，"重币"是面额大的钱，称为"母"；"轻币"是面额小的钱，称为"子"。单穆公先生的论证可以拆成四层：

第一层，发行的目的是"振救民"。 遇到天灾，先要"量资币，权轻重"——估量社会上钱的多少，调整轻重结构，用来救济百姓。这几乎就是"逆周期调节"的最早表述：货币制度应当在经济困难时发挥缓冲作用，而不是用来给朝廷敛财。

第二层，面额结构跟着民间需要走。 百姓嫌钱太轻（大额交易不便，物价高时一笔买卖要数一大堆钱），就铸重币，以母为主、子随母行；百姓嫌钱太重（小额交易找不开），就多铸轻币，以子为主、母随子行。这是在讲货币需求决定货币供给的结构。

第三层，新旧并行，不废旧币。 无论加铸重币还是轻币，都"亦不废重""亦不废轻"。为什么这一点如此关键？因为废掉旧币，等于宣布百姓手里的旧钱作废或者被迫按不利的比价兑换——"民失其资"，百姓的积蓄一夜之间缩水。这在现代就叫通过货币改革没收财富。

第四层，敛财终将反噬。 用这种办法把百姓的钱收进王府，就像堵住河流的源头去蓄一个水塘——"塞川原而为潢污"，水塘很快就会干涸。百姓穷了，朝廷的税源也就断了；朝廷缺钱，又只能加重征敛；百姓负担不起，就会离心离德。

2.2.3 两千年的争论在这里已经全部出现

单穆公先生的这段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来两千多年的货币之争，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原型：

• 大钱的面额远高于它的含铜量，多出来的就是铸币税。周天子铸大钱，实质上是想用面额差获取财政收入。单穆公先生看穿的正是这一点。
• "废轻作重"会让百姓的旧钱贬值，是隐蔽的财富转移。
• 朝廷敛财 → 百姓匮乏 → 税源枯竭 → 再敛财，这是一个财政与货币互相拖累的恶性循环。后世的王莽、明初宝钞、咸丰大钱、民国金圆券，走的都是这条路。

而这次劝谏的结局——"王弗听，卒铸大钱"——也同样预言了后世的常态：道理往往有人讲清楚了，但掌握发行权的人在财政压力下很少听得进去。

2.3 当"尺子"可以被偷

庄子先生在《胠箧》篇里有一段话：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

圣人造斗斛、权衡、符玺，是为了让交易公平、让信用可靠。可是一旦有人掌握了这些工具，他偷东西就不必翻墙撬锁了——他直接偷走"尺子"本身。

货币恰恰是兼具"权衡"和"符玺"两种性质的东西：它既是衡量价值的尺子，又是代表信用的凭证。掌握发行权的人如果滥发，就是在改动尺子的刻度：同样标着"一贯"，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而少掉的那部分，悄悄流进了发行者的手里。这种"窃"不需要任何强取豪夺，所以最难察觉，也最难防范。后文讲到的每一次虚值大钱和纸币滥发，都可以看作"并与权衡而窃之"。

3 秦汉：铸币权从放开到收归

3.1 秦半两：第一次统一

3.1.1 统一的是形制，不是重量

秦统一六国后，废除各国的布币、刀币、蚁鼻钱，以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为全国通行的铜币，以黄金为上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次由中央规定全国统一的货币形制。

但要注意，"半两"是钱上铸的字，也是它名义上的重量（半两约十二铢）。实际流通的半两钱，轻重相差很大，越往后越轻。也就是说，秦统一的是货币的名称和样式，而没有真正统一货币的含铜量。名义重量与实际重量的背离，正是后来一系列问题的种子。

3.2 汉初放铸：一场真实的"货币竞争"

3.2.1 从荚钱到允许私铸

汉初经济凋敝，朝廷允许民间铸钱，钱越铸越轻，出现了薄如榆荚的"荚钱"，物价随之飞涨。这正是 1.2.2 所说的"钱太轻"的局面：面值远高于含铜量，人人都想铸，钱的数量失控。

汉文帝时，朝廷干脆正式放开铸币权：规定钱的标准重量（四铢，钱文仍为"半两"），然后允许私人按标准自由铸造。结果出现了两个著名的大铸币者：一个是拥有铜山的吴王刘濞，一个是受文帝宠信、被赐铜山的邓通。史书说当时"吴、邓氏钱布天下"。

3.2.2 这场实验说明了什么

现代有一派经济学家（以哈耶克为代表）主张"货币非国家化"：让私人机构竞争发行货币，好钱自然会把坏钱淘汰，用不着国家垄断。汉文帝的放铸，恰好是一次真实的试验，结果很有意思：

一方面，竞争确实带来了一定的质量。 邓通的钱据说成色好、分量足，因而流行。在规定了标准重量、民间又能自由比较的情况下，质量差的钱会被嫌弃。

另一方面，铸币税变成了地方权力的财源。 吴王依托铜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甚至可以免除百姓的赋税来收买人心。这笔财力后来成为"七国之乱"的经济基础。

这揭示了一个比"好钱坏钱"更深的道理：铸币税是一种财政权，而财政权就是政治权。 发行权分散到谁手里，财力就分散到谁手里。对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而言，放开铸币权，等于放开了一块挑战中央的财力来源。这也是此后两千年，中国历代王朝在可能的情况下都要力争垄断铸币权的根本原因。

3.3 汉武帝：从虚值敛财到五铢垄断

3.3.1 战争财政下的货币试验

汉武帝时对匈奴连年用兵，财政迅速枯竭。朝廷在货币上动了很多脑筋，几乎把"利用发行权取得收入"的各种办法都试了一遍：

• 白鹿皮币：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饰以彩绘，定价四十万钱，规定王侯宗室朝觐时必须用它来垫玉璧。一块鹿皮的成本微不足道，"四十万"的面值完全是命令赋予的。它其实不是一种在市面流通的货币，而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摊派——用发行凭证的名义向诸侯收钱。
• 白金三品：用银锡合金铸成三种面额的大额货币，面值远高于实际价值。
• 多次改铸铜钱，又一度允许各郡国自行铸造五铢钱。

结果完全符合 1.2.2 的预言：凡是面值远高于实际价值的币种，立刻引来大规模盗铸，因盗铸被判死罪的人数以十万计，却依然禁不住。白金三品很快贬值作废。

3.3.2 上林三官：发行权的彻底集中

元鼎四年（前 113 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由中央在上林苑设立专门机构（史称"上林三官"）统一铸造五铢钱；此前各地所铸的钱一律销毁，铜料上缴中央。

这是中国货币发行机制的一个关键节点：中央第一次在制度上和事实上同时垄断了铸币权。

3.3.3 五铢钱为什么能用七百年

五铢钱从汉武帝时开始，经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代，流通了七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钱币之一。它稳定的原因，用现代视角看可以归为三条：

1. 足值或接近足值。 一枚五铢钱的含铜价值与它的面值大致相当。铸币税很小，私铸者无利可图。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2. 技术门槛。 中央铸钱工艺精良，外郭厚实、文字规整，民间粗制滥造的仿品容易识别。私铸的成本被技术门槛进一步抬高。
3. 垄断。 只有一个发行者，不存在多家竞相减重的问题。

把这三条合起来，就是古代稳定币值的"标准答案"：发行者主动放弃铸币税，用币值稳定来换取长期的信用和秩序。

这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取舍。汉武帝在财政最困难时尝试过从货币里榨取收入，结果失败；最终稳定下来的，恰恰是一种不从货币里赚钱的制度。财政需要钱，就去走盐铁专卖、算缗等其他途径，而不是去改动"尺子"。

3.4 王莽：面值游戏的极端

3.4.1 二十八种货币

西汉末年，王莽先后四次改革币制。最著名的是"宝货制"：用金、银、铜、龟甲、贝壳五种材料，铸造六类、共二十八个品种的货币，彼此之间规定了复杂的兑换比率。其中一种"错刀"，以黄金错字，一枚当五千钱；一种"大泉"，一枚当五十钱，而它的含铜量只相当于几枚五铢钱。与此同时，五铢钱被废止。

3.4.2 失败的四重原因

王莽币制的崩溃，几乎是单穆公先生所警告的每一条都犯了：

• 废轻作重：废除通行已久的五铢钱，百姓的旧钱作废或被迫贬值兑换，"民失其资"。
• 面值与实际价值严重背离：一枚大泉的铜，只值它面值的一小部分，盗铸立刻蔓延，朝廷只能用严刑峻法来禁止，牵连无数。
• 兑换比率靠命令维持：二十八种货币之间的比价由官府规定，却与各自的实际价值毫无关系。这是 1.2.4 "小额货币问题"的极端版本——比价完全悬空。
• 反复改制：短短十几年改了四次，每改一次，百姓手里的钱就被重新折算一次。信任一旦被反复打破，就很难再建立。

孟子先生在批评许行先生"市价划一"的主张时说过：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

东西的价值天然不同，硬要用命令把它们"比而同之"，就会天下大乱。一枚只有几枚小钱铜量的大钱，被命令"当五十"；一块用黄金错字的刀，被命令"当五千"——这正是用政令强行把不相等的东西说成相等。市场不会服从，它会用盗铸、拒收、私下折价来回应，最终"农商失业，食货俱废"。

老子先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煎小鱼最忌讳频繁翻动，一翻就碎。货币制度同理：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来自"大家相信它明天还和今天一样"，频繁改动本身就是对信用的破坏，与改动的方向好坏几乎无关。

4 魏晋到唐：当钱不够用的时候

4.1 实物货币的回潮

4.1.1 货币崩溃之后，经济退回到谷帛

东汉末年，董卓毁坏五铢钱，改铸粗劣的小钱，物价暴涨，货币信用崩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北方的交易大量改用谷物和布帛。曹魏时期一度正式下令废止五铢钱，让百姓以谷帛交易；但谷帛作货币问题很多，人们在谷里掺水、在绢里织薄，又不得不恢复铸钱。

这段历史说明了一个现代经济学反复强调的道理：可靠的货币是一种公共品。 当国家货币失去信用，人们并不会因此停止交易，而是退回到以实物为媒介。但实物货币有天然的缺陷——不好分割、不好保存、质量难以检验——交易成本大大上升，经济随之萎缩。货币崩溃与经济衰退互为因果。

4.2 开元通宝：从"计重"到"计枚"

4.2.1 钱的名字变了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 年），朝廷废除五铢钱，铸造"开元通宝"。这次改革有一个容易被忽视、却意义深远的变化：钱上不再铸重量。

从秦的"半两"到汉的"五铢"，钱的名字就是它的重量，暗含的意思是"这枚钱值多少，看它有多重"。而"开元通宝"四个字里没有任何重量信息，它的意思是"开创新纪元的、通行天下的宝货"。钱的价值依据，从金属重量转向了国家铸造的权威。

更有意思的是，开元通宝规定十枚重一两，于是"一钱"反过来成了重量单位（十钱为一两）。本来是用重量来定义钱，现在变成用钱来定义重量。这个颠倒很能说明问题：钱已经成了比秤更通行、更受信任的尺度。

当然，开元通宝本身仍然基本足值，它依然是商品货币。但名称上的这一步，标志着人们对"钱为什么值钱"的理解，开始从"物"转向"信"。

4.3 钱荒：商品货币的天花板

4.3.1 钱跟不上经济

唐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大为发展，城市繁荣，交易量急剧扩大。但铜钱的数量取决于铜矿开采和朝廷铸造能力，增长远远跟不上。

建中元年（780 年）推行"两税法"，赋税按钱计算，这进一步增加了全社会对铜钱的需求：每家每户都需要钱来纳税。按照 1.2.3 的货币数量关系，钱的需求大增而供给不足，结果就是钱重物轻——物价下跌，同样一匹绢能换到的钱越来越少。农民要卖出比过去多得多的绢帛，才能凑齐税钱。两税法推行几十年后，同样的税额，农民的实际负担据说加重了数倍。

4.3.2 钱荒的连锁反应

钱荒还会引发一连串问题：

• 销钱为器：铜价高了，熔钱铸铜器比拿钱买东西更划算，钱进一步减少。朝廷只好禁止私人铸造铜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
• 蓄钱不用：钱越来越值钱，有钱人更愿意把钱藏起来而不是花出去，流通中的钱更少。

这就是商品货币的根本缺陷：货币的数量由矿山决定，而不是由经济的需要决定。 经济学称之为货币供给缺乏弹性。经济增长越快，这个缺陷暴露得越明显。

4.3.3 飞钱：用信用节约现钱

为了缓解钱荒，也为了避免长途运送沉重的铜钱，唐代出现了"飞钱"：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各地驻京的机构，领取一张凭证，回到地方后凭证取钱。

飞钱本身还不是货币，它是汇票，是一种汇兑工具。但它有一个重要意义：它证明了"凭一张纸就能在异地取到钱"的信用关系已经可以运作。一张纸能代表钱，离一张纸能当钱用，只差一步。这一步，在宋代的四川迈了出去。

5 宋元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发行制度

5.1 四川铁钱与私交子

5.1.1 为什么偏偏是四川

北宋时，四川地区以铁钱为主要货币。铁比铜便宜得多，一枚铁钱的价值很低，买一匹绢要背上几十斤铁钱，大宗交易极为不便。四川商业发达、交易量大，偏偏用着最笨重的钱。

这就是纸币诞生的土壤：金属货币的"物理成本"高到让人无法忍受，以至于大家宁愿冒信用风险，也要换成轻便的纸。

5.1.2 私交子：存款凭证变成了货币

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交子铺户：商人把铁钱存进去，铺户开出一张写明金额的纸券，叫"交子"，凭券可以取回现钱。后来由十六户富商联合经营，统一印制。

关键的变化发生在流通中：人们发现，与其拿交子去取钱、再拿钱去买东西，不如直接把交子交给卖主。交子从存款凭证变成了流通货币。

到这一步，交子铺户手里出现了一个现象：存进来的铁钱，平时只有一小部分会被人取走，大部分在库里躺着。于是铺户开始把一部分存钱挪去经营别的生意，开出的交子总额大于库存的现钱。这就是现代银行最核心的机制——部分准备金制度：发出去的"欠条"多于手里的"现钱"，只要大家不同时来取，就没有问题。

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旦铺户经营失败，或者大批持券人同时来取，库里的钱就不够了。后来果然有铺户衰败、无法兑现，持券人告状不止。这正是现代所说的挤兑风险。

5.2 官交子：一套相当"现代"的发行制度

5.2.1 制度设计

天圣元年（1023 年），宋朝在益州（成都）设立交子务，由官府接管交子发行，次年发行第一界官交子。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它的制度设计有三条：

1. 准备金：以铁钱三十六万贯作为"本钱"，存库备兑。
2. 限额：每一界的发行总额定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
3. 分界：交子有使用期限，到期（一般称三年一界）必须以旧换新，换的时候每贯收取三十文纸墨费。

算一下：本钱三十六万贯，发行额约一百二十六万贯，准备率大约是百分之二十八。

5.2.2 用现代眼光看这三条

分界这一条尤其值得细看，它常被人忽略，其实很巧妙。纸币一旦发出，就会散布在社会各处，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在流通、有多少已损毁。分界相当于定期强制清点：旧券到期作废，必须拿来换新，发行者由此精确掌握了流通量，也给了自己一个按期收缩或调整的机会。换界时收取的三十文纸墨费，相当于持有交子的一项小小成本，客观上也抑制了人们长期囤积纸币。

这三条约束组合起来，已经具备了现代"可兑换纸币"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交子发行的头几十年里，它的币值相当稳定。

5.3 从交子到钱引：约束被一步步拆掉

5.3.1 拆除的顺序

北宋中后期，西北对西夏用兵，财政吃紧。朝廷开始把交子调往陕西等地支付军费，发行额一再突破限额；又让新旧两界同时流通，新界发出而旧界不收。崇宁四年（1105 年），交子改名"钱引"，此后发行几乎不再顾及本钱。钱引的价值大幅下跌。

把这段历史和后面的元、明乃至民国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顺序：

先突破限额 → 再挪用或取消准备金 → 最后让到期回收名存实亡。

为什么总是这个顺序？因为三道约束的"破坏成本"不同。突破限额最容易，只要多印就行，短期内看不出问题；动用准备金要从库里拿东西，稍显眼一些；废除分界则等于公开宣布这种纸币永不清算，最为显眼。发行者在财政压力下，总是先拆最不显眼的那一道。

这给后人一个教训：约束纸币发行的规则，单有条文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种力量，能在财政紧张时阻止发行者去拆它。 宋代没有这种力量，后来的元、明也没有。

5.4 南宋会子与"称提"

5.4.1 会子的兴衰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 年），临安开始发行"会子"，次年由户部设会子务正式官办。会子起初以铜钱为准备，可以兑换，也实行分界。但南宋长期与金、后来与蒙古对峙，军费浩大，会子发行额一路攀升，分界期限一再延长，新旧几界同时流通，币值不断下跌，后来甚至出现以新会一贯折旧会若干贯的贬值兑换。

5.4.2 称提：古代的"回笼货币"

面对会子贬值，南宋朝廷发展出一套专门的办法，叫"称提"。所谓称提，就是想办法把多余的纸币收回来，让它重新值钱。具体手段包括：

• 拿出金银、铜钱，按一定价格收兑会子；
• 出售盐钞、茶引（官府专卖商品的提货凭证），只收会子；
• 出售度牒（出家为僧道的许可证，持有者可以免除赋役）、官告（官职身份凭证），只收会子；
• 规定赋税中一定比例必须用会子缴纳。

用现代央行的语言说，这就是用资产回笼负债：央行卖出手里的资产（债券、外汇），收回流通中的货币，货币少了，币值就会回升。今天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干预，原理完全相同。

称提能不能成功，取决于两件事：第一，政府手里有没有足够多的、别人真心想要的东西；第二，收回来的纸币会不会很快又被花出去。南宋前期，称提有时颇有成效；后期则越来越无力，因为财政赤字天天在产生新的会子，收回来的远赶不上发出去的。

5.4.3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称提的工具里有度牒和官告。这两样东西本身并没有什么实物价值，它们的价值来自朝廷赋予的特权：免役、身份。也就是说，朝廷是在用一种自己凭空制造的特权凭证，去回收另一种自己凭空制造的纸币。

这能起作用，是因为特权是稀缺的、有真实需求的。但它同样会被滥发——度牒卖得多了，僧道越来越多、免役者越来越多，赋役负担转嫁到其余百姓身上，度牒本身也会贬值。这说明，发行者的"资产"如果也是它自己创造的，那么所谓"资产支撑"就要大打折扣。 这个问题，在现代央行购买本国国债的讨论里，又以新的形式出现（当代篇再谈）。

5.5 元代：纯纸币国家的兴衰

5.5.1 中统钞：以银为本，全面推行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 年），元朝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它的设计比宋代更进一步：

• 以白银为准备（称为"钞本"），各路设立专门机构保管，百姓可以用钞兑换白银，也可以用银买钞；
• 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纸币成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
• 旧钞破损可以到官府倒换新钞。

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以纸币作为唯一法定货币。在最初的二十年左右，中统钞运行良好，币值稳定。它证明了一件事：只要有准备、可兑换、发行有节制，纸币完全可以支撑一个大国的经济。

5.5.2 钞本被挪用

问题出在后来。灭南宋之后，元朝的开支急剧增加，各地的钞本被陆续调往大都挪作他用，发行额大增。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朝廷发行"至元宝钞"，规定一贯当中统钞五贯——这等于公开承认中统钞已贬值到原来的五分之一。元末至正年间再次变钞，加上治理黄河、镇压起义的巨额开支，纸币发行完全失控，物价上涨十倍以上，民间退回以物易物。

5.5.3 时间不一致：准备金为什么守不住

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时间不一致性"，正好解释元代钞本的命运。

发行之初，朝廷承诺"有银备兑"，这个承诺对朝廷有利：百姓信了，纸币才推得开。可是等到纸币已经被普遍接受，库里那些"闲置"的白银看起来就成了一笔现成的财富；而挪用它，短期内也不会立刻引起挤兑。于是，事先最优的选择（承诺保留准备）和事后最优的选择（挪用准备）不一致。

理性的人会预见到这一点：只要发行者自己就能决定是否动用准备金，那么准备金承诺就不完全可信。要让承诺可信，必须有一个发行者自己无法轻易推翻的外部约束——比如独立的保管机构、公开的账目、能够惩罚违约的制度。元代没有这些，所以中统钞的成功只维持了一代人。

5.6 明初大明宝钞：没有任何约束的纸币

5.6.1 制度设计的四个"没有"

洪武八年（1375 年），明朝发行"大明宝钞"，规定一贯当铜钱一千文、白银一两。与宋元相比，它的制度设计是一种全面的倒退：

1. 没有准备金：不设钞本。
2. 不能兑换：百姓不能拿宝钞向官府换回金银铜钱。
3. 没有限额：发多少，完全看朝廷需要。
4. 没有分界：一经发出，永久流通，旧钞越积越多、越用越烂。

5.6.2 只发不收：宝钞失败的真正原因

光是前面四条还不足以解释宝钞崩溃得如此之快。真正致命的是它的流通渠道：宝钞主要通过官府花钱流出去——发官员俸禄、赏赐军士、采购物资；却很少通过官府收钱流回来——赋税大量收取粮食、布帛和白银，收钞比例很低，有时还只收新钞、拒收破旧的昏钞。

现代有一派货币理论（"国家货币理论"，或称"税收驱动货币论"）认为：一种不兑换的纸币之所以有人要，根本原因是国家规定可以用它来纳税。 每个人都需要交税，就都需要获得这种纸币，纸币因此有了稳定的需求。国家发出去的纸币，通过税收再收回来，形成一个循环。

明初宝钞恰恰打破了这个循环：发出去的多，收回来的少，宝钞在民间不断堆积，却没有一个稳定的"出口"。官府自己都不愿意收的东西，百姓当然不愿意要。洪武末年，江浙一带一贯宝钞已经只能换一两百文铜钱。后来虽然推出过按户口配给食盐、收取宝钞之类的回笼办法，但规模太小，杯水车薪。到十五世纪中期，宝钞在民间已基本退出流通。

5.6.3 最后的受害者

宝钞的价值崩溃之后，朝廷并没有停止使用它：官员俸禄中有一部分仍然"折钞"发放，按名义面值计算，实际几乎一文不值。这等于朝廷对自己的官员征收了一笔极重的通胀税。明代官员名义俸禄本就不高，经此一折，实际收入更是微薄，这与明代吏治中的种种弊端不无关系。

5.6.4 四种纸币对比

这张表说明了一个简单的规律：纸币的寿命，与它身上的约束数量大致成正比。 约束越完整，币值稳定越久；约束一条条被拆掉，崩溃就会到来。

6 明清：白银时代——国家把发行权交了出去

6.1 白银怎样"自下而上"成为货币

6.1.1 先是民间用，再是朝廷认

宝钞崩溃后，民间交易的大额部分逐渐改用白银。朝廷起初禁止，后来禁不住，只好承认。正统元年（1436 年），江南部分田赋改为折银缴纳；此后折银的范围越来越大；到万历九年（1581 年）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各种赋役合并，统一折成白银征收。

白银就这样，不是由朝廷发行，而是由民间选择、再由朝廷追认，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

6.1.2 一种没有"发行者"的货币

这里要特别注意：明清的白银，是以银锭、碎银的形式流通的，按重量和成色计算价值，称为"称量货币"。朝廷从来没有铸造统一的银币。每一笔交易都要称重、验成色，各地的秤（平砝）标准还不一样。

用开头的五个问题来看白银时代：

最后一行值得多说几句。用金属当货币，社会要付出真实的资源：要么开矿，要么拿商品去换。明清中国自己银矿不多，绝大部分白银是拿丝绸、瓷器、茶叶这些真实的劳动产品换回来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把大量的劳动成果送到海外，换回一堆金属，再把这些金属当作交易的"筹码"在国内流转。这是商品货币最昂贵的地方：纸币的成本是纸墨，白银的成本是丝绸和瓷器。

明清朝廷之所以接受这个代价，正是因为宋元明三代的纸币教训太深：用一种发行者无法滥发的货币，来换取币值的稳定。 代价是双重的——既要付出资源成本，又彻底放弃了大额货币的发行权。

6.2 白银从哪里来

6.2.1 全球白银的终点

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巨大的白银来源：日本的银矿，以及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采的银矿。日本白银经由中国海商和葡萄牙商人流入中国；美洲白银则经过西班牙人从墨西哥横渡太平洋运到马尼拉，再由中国商人运回福建、广东。隆庆年间（1567 年）开放漳州月港对外贸易，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由于中国的丝绸、瓷器在海外需求旺盛，而中国对外国商品的需求有限，加上中国国内白银的相对价值比别处高，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学界对流入数量的估算差异很大，但普遍认为数以亿两计，中国一度被称为全球白银的"秘窖"。

6.2.2 货币供给被外部决定

从货币发行机制看，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扩张，由对外贸易顺差驱动；中国的货币数量，由日本和美洲的银矿产量决定。

这在经济繁荣、白银源源而来的时候，是一件好事：货币供给随贸易扩张而增长，缓解了宋元以来的钱荒，支撑了明中后期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

但它的风险同样明显：一旦外部来源中断，国内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而朝廷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应对——它既不能印银子，也不能命令海外的银矿多开采。明末崇祯年间，日本收紧对外贸易，西班牙的太平洋航运屡受挫折，有学者认为这导致白银流入锐减，加剧了明末"银贵谷贱"、农民纳税困难的局面，成为明亡的经济背景之一（这一观点在学界也有争议，主要分歧在于流入数据的估算）。

请记住"贸易顺差决定国内货币供给"这个结构。到了当代篇我们会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它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惊人地重现了。

6.3 银钱并行：中国版的"小额货币问题"

6.3.1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

清代的货币格局是"银钱并行"：大额交易、缴纳田赋用白银；日常零星买卖用铜钱。铜钱仍由官府铸造，称为"制钱"，铜料主要依赖云南铜矿，由官府组织长途运往京城铸钱。

这就同时存在两种货币：一种按重量计算、来自海外的白银，一种按枚计数、由官府铸造的铜钱。两者之间的比价，官方定为银一两兑钱一千文，但实际上由市场决定，随两种金属各自的供求而波动。这就是 1.2.4 所说的"小额货币问题"，只不过在中国，大钱和小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金属，比价更难控制。

6.3.2 谁来承担比价波动

比价波动本身是中性的，但承担波动的人并不对称：

• 农民、手工业者、雇工的收入主要是铜钱（卖粮、卖布、领工钱，都是零星的钱）；
• 而他们缴纳田赋，要按白银计算。

于是，每当银价上涨（一两银子要用更多的钱去换），他们的实际税负就会加重；而官员、大商人收入和支出都以白银为主，几乎不受影响。

用现代的话说，这相当于底层百姓收入是一种货币，债务是另一种货币，承担着全部的"汇率风险"，却没有任何对冲手段。

6.3.3 民间的信用货币

国家既不发行白银，制钱又常常不够用，民间便自行创造了大量信用工具：钱庄发行以钱计的"钱票"，银号发行以银计的"银票"，山西票号经营异地汇兑。这些票据在一定范围内像货币一样流通，实际上是民间机构在发行货币，国家几乎不加管理。

到这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已经高度分散：大额货币来自海外，小额货币由官府铸造，信用货币由民间商号发行。这种碎片化的格局，正是近代篇的出发点。

6.4 银贵钱贱：近代危机的前奏

6.4.1 白银开始流出

嘉庆末年到道光年间，局势逆转。一方面，鸦片输入急剧增加，中国的对外贸易从顺差变为逆差，白银开始外流；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独立战争造成美洲银矿减产，全世界的白银供给都在收缩（有学者认为后一因素的作用甚至更大）。

结果是国内白银日益稀缺，银价飞涨。银一两兑换的铜钱，从一千文左右涨到道光后期的两千文以上。

6.4.2 一场没有人能管的货币紧缩

这场"银贵钱贱"的后果是：

• 农民卖粮得的是钱，纳税要的是银，实际税负接近翻倍；
• 各地抗粮、拖欠增多，朝廷的赋税收入也随之下降；
• 以白银计价的商业债务负担加重，商铺倒闭。

而朝廷面对这一切，除了禁烟之外几乎无计可施——因为白银从来就不是它发行的，它没有任何调节白银数量的手段。

一个国家的货币若完全由外来的金属构成，那么国际收支的逆差就会直接变成国内的货币紧缩。 白银时代用"无法滥发"换来的稳定，在这一刻露出了它的另一面：无法滥发，也就无法救急。

7 结语：古代两千年的三条线

7.1 三条主线

7.1.1 一张表回顾

沿着这张表看下来，可以看到三条线索：

1. 发行权：从分散到集中，又在白银时代被动地交了出去。
2. 价值依据：从"物"（金属重量）走向"信"（国家权威、准备金承诺），在信用被滥用之后，又退回"物"（白银）。
3. 约束：从自然约束（矿产），到制度约束（准备、限额、分界），制度约束失效后，又退回自然约束。

7.2 古代没有解开的两难

7.2.1 弹性与纪律

把两千年的反复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个两难：

• 有约束的货币（铜、银）无法随经济需要扩张，会钱荒，会被矿产和外贸所左右；
• 无约束的货币（失去准备的纸币）能够随意扩张，却总是被财政需要所吞噬。

古代中国始终没有找到第三条路：一个既能根据经济需要弹性地发行货币，又受到有效制度约束、不会被财政随意驱使的发行者。

为什么找不到？因为这样一个发行者，需要几样古代都不具备的条件：

• 发行机构要与财政机构在组织上分开，财政缺钱时不能直接命令它印钞；
• 要有一个可以交易的政府债券市场，让发行者能够通过买卖债券来灵活地扩张和收缩货币，而不是只有"印"和"收"两个极端选项；
• 账目要公开、可以核查，准备金有没有被挪用，外人看得见；
• 要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力量，能够约束最高权力者本人。

宋代交子已经走到了门口——它有准备、有限额、有到期清算，制度设计的智慧不输于任何时代。但它缺的恰恰是上面这几条：当朝廷需要钱的时候，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朝廷去拆掉自己定下的规则。

这些条件，要到近代才开始在中国出现，而且出现得非常艰难。

7.3 古人看到了什么

7.3.1 损不足以奉有余

老子先生说：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把这句话放到货币史上，会看到一个令人不安的规律。纸币滥发、虚值大钱造成通货膨胀时，受损最重的是手里只有小额现钱、没有土地和金银可以保值的人；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时，受损最重的又是收入为铜钱、纳税要白银的农民。无论是通胀还是紧缩，首先承担代价的，往往都是最没有选择余地的人。 发行者从通胀中获得铸币税，富有者能够把财富转换成实物来躲避，而持币的穷人既得不到前者，也做不到后者。货币制度的失败，几乎总是表现为"损不足以奉有余"。

7.3.2 货币真正的后盾

《大学》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有子先生回答鲁哀公时也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两段话本意是讲国家财政，但它们恰好点出了货币问题的根本：货币本身不创造财富，它只是财富的筹码。 筹码造得再多，能买到的东西也只有社会实际生产出来的那么多。一个政府如果想通过多造筹码来弥补生产的不足，结果只能是筹码贬值。反过来，只要"生之者众""百姓足"，货币就有了最坚实的后盾。

两千多年前，单穆公先生已经说出了货币发行的目的——"以振救民"，也看到了它最大的危险——"绝民用以实王府"。古代的发行制度在这两者之间反复摇摆。近代的中国，将在外国银行、军阀、战争和恶性通胀的夹击下，以更剧烈的方式重新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