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乾坤之“定”，是关系确立，不是变化停止

“乾坤定矣”的“定”，容易被误认为静止。其实紧接下文便说动静、刚柔、聚分、吉凶、象形、变化，又说相摩、相荡、雷霆、风雨、日月、寒暑。全章没有停滞之意。这里的定，是名分可立，是两端可辨，是变化有其所从。譬如东西既定，行者才有往来；上下既明，升降才可言说；春秋有序，生杀才不相乱。没有根本方位，变化便只是纷纷扰扰；有了根本方位，千变万化才呈现为有条理的流行。

乾坤的确定，也使卦爻之变不至成为任意翻转。乾为健，坤为顺；健不是一味强进，顺不是一味屈从。健之所以为健，在于不息而合时；顺之所以为顺，在于承受而成物。乾行至其当止之处，也须知止；坤顺至其当发之机，也能生发。若把乾坤理解成两个凝固性情，便会遗失《易》最看重的“时”。乾之德在不同卦爻处境中有潜、有见、有惕、有跃、有飞、有亢；同一健道，因时位而有不同表现。坤之德也有履霜之戒、直方之守、含章之美、括囊之慎、黄裳之中。定其道，不等于定其迹；正因道有所定，行迹才能随时而不失其正。

《中庸》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所谓不贰，是诚一，是不自相欺，是各尽其道；所谓不测，是生化无穷，不能用有限成见穷尽。定与变在这里并不冲突。乾坤之德有常，所以四时可以往复；四时不断往复，所以万物各遂其生。倘若天时毫无所常，农事无由兴；倘若地性全无所受，种植无由成。正因为有可依凭之常，人才能在变中作出判断。

《管子》多处重视天时、地利、人和，治国用兵、仓廪农桑都不能离开时与地。这里所显明的，也是“定”之实际意义。天时不是人命令出来的，地势也不是言辞改变的。善为政者要辨岁之丰歉，察土之宜，知民力之可用与不可竭。所谓有为，并不是任意而为，而是因其所定，成其可成。水就下，火炎上，草木随时荣落，人民趋利避害；这些常向不是束缚智慧，恰是智慧着力的依据。离开事物的性与势，只凭愿望强行施作，便是逆其所定。

《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又以水因地制流、兵因敌制胜说明变化之妙。可是无常形并不等于无所定。水之就下、避高趋下，是其常；因地而有曲直缓急，是其变。兵以胜为度，以敌情地势为因，是其常；阵势进退不可预先钉死，是其变。由此可见，先秦所谓变化之学，绝非赞美反复无常，而是在常与变之间求合宜。乾坤定，正是为变化立根；变化见，正是乾坤之道发用于万物。

人之德行也是如此。信若没有恒常，便不成其为信；义若随私欲转移，便不成其为义。然而守信不能不察所信之事，行义不能不度所处之时。孟子先生称大人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不是轻弃信果，而是不把外在痕迹置于义之上。义是所定，权是所变；没有义，权变沦为机巧；不知权，守义又可能变成胶柱。乾坤之定所教人的，正是先立其大，再通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