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两千年的三个问题

7.2.1 贯穿三篇的对照

把三篇文章放在一起，会发现许多当代的制度安排，都能在古代或近代找到它的"前身"或"反面教材"：

问题	古代	近代	当代
准备金会不会被挪用	交子铺户挪用存钱；元代钞本被调走	四行准备库十足准备、公开核查	支付机构备付金百分之百交存央行
怎样把多余的货币收回来	南宋"称提"	北海币吞吐物资	央行票据、公开市场操作、提高准备金率
财政能不能直接向发行者要钱	王莽宝货、明初宝钞	咸丰大钱、法币膨胀、金圆券	1995 年法律禁止央行对财政透支和直接认购国债
多个发行者竞相多发	汉初放铸、吴国坐大	各省铜元、军阀地方纸币	1998 年设立跨省区分行，减少地方干预
外部决定国内货币	明清白银流入与外流	1934 年白银风潮、1935 年法币挂钩外汇	1994—2014 年外汇占款
把通胀风险留给发行者	五铢钱放弃铸币税以换信用	—	1950 年折实储蓄与折实公债、1988 年保值储蓄

7.2.2 第一个问题：发行的好处归谁

铸币税，或者说通胀税，是发行权带来的收益。两千年来，围绕它的争夺从未停止：汉初归吴王和邓通，汉武帝以后收归中央；宋元明的纸币把它变成了财政的提款机；近代它流向外资银行、各省督抚和军阀，最后在战争中被榨到极致。

当代的变化在于，法律禁止了最直接的"财政发行"，通胀也大体保持在温和水平，通胀税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但发行权带来的利益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存在：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人，能够把资产抵押给央行的机构，能够在资产价格上涨中获益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分享了货币扩张的好处。货币发行的分配效应，从"王府与百姓"之间，转移到了"能借到钱的人与借不到钱的人"之间。

7.2.3 第二个问题：货币由内部还是外部决定

明清时，中国的货币数量由日本和美洲的银矿决定；1934 年，美国的一项白银法案让中国陷入通缩；1935 年的法币把锚抛到英镑和美元上；1994 年以后的二十年，人民币的基础货币主要随外汇流入而扩张。

几百年来，中国的货币多数时候是由外部决定的。2014 年以后，特别是近年以国债为依托的基础货币投放逐步扩大，人民币的锚才更多地转回到国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它给了中国更大的货币自主权；但自主权同时意味着责任——当锚握在自己手里时，再也不能把通胀或通缩归咎于外部了。

7.2.4 第三个问题：弹性与约束如何兼得

古代篇结尾说，古代中国始终没有解开一个两难：有约束的货币不够用，够用的货币没约束。古代缺少的，是"一个既能弹性发行、又受到有效约束的发行者"，而这需要几个条件：发行与财政在组织上分开；有一个可以交易的政府债券市场；账目公开可查；有法律能约束最高权力。

拿这几条对照今天：中央银行与财政部门在组织上是分开的；法律禁止财政透支；国债市场规模已经很大，央行可以通过买卖国债来灵活调节；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按月公布。至少在制度形式上，古代所缺的条件，今天大体具备了。

但近代史提醒我们，形式上的具备不等于实质上的可靠。1942 年统一发行，形式上很完整，实质上是财政的出纳；金圆券的限额和准备，条文上很严谨，三个月就被突破。约束的真正考验，永远在财政压力最大、诱惑最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