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辞、货殖与文明根脉：子贡先生

第四节 诗学与礼学

子贡先生在孔门所学之内容，以诗学与礼学最为突出。

关于诗学：

前已述及，孔夫子曾赞子贡先生"始可与言《诗》已矣"。此赞非轻许，盖孔夫子对子夏先生亦曾有类似之赞语："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能获孔夫子此赞者，在孔门弟子中寥寥无几。

孔夫子何以如此重视《诗》之学？《论语·阳货》载孔夫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观、群、怨"四字，道尽《诗》学之功用："兴"者，感发志意也——通过诗歌之意象，激发人之道德情感；"观"者，观察得失也——通过诗歌之记述，了解风俗民情之得失；"群"者，和于群众也——通过诗歌之传唱，增进人际之和谐；"怨"者，怨刺上政也——通过诗歌之讽谕，表达对不良政治之批评。

子贡先生之于《诗》学，尤擅"兴"之一端。何谓"兴"？即从此处之义，联想到彼处之义。子贡先生听闻孔夫子"贫而乐，富而好礼"之教，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正是"兴"之功夫。"兴"之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类比推理的能力——从一种情境中抽象出其精神实质，然后将此精神实质投射到另一种情境中。此种能力，在言语辩论和外交谈判中极为有用，因为优秀的辩士和外交家，往往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之间做巧妙的类比和联想。

《论语·学而》又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此问本身即有《诗》之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句式对仗，音韵铿锵，颇有诗歌之韵味。子贡先生之日常言语中，已不自觉地融入了诗学之素养。

《诗经》之学，在先秦不仅是文学之学，更是政治之学、外交之学。《左传》中多次记载诸侯相聚之时，以"赋诗"的方式来表达政治立场和外交意图。"赋诗言志"是先秦贵族必备的文化素养。子贡先生之所以能够在外交场域中游刃有余，与其深厚的《诗》学修养是分不开的。

关于礼学：

子贡先生之礼学修养，亦极为深厚。

《论语·八佾》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此段对话涉及一个具体的礼制问题。"告朔"者，每月初一，诸侯朝于太庙，以告新月之礼也。鲁国之告朔之礼已废弛，然每月仍供饩羊（活羊），子贡先生认为既然告朔之礼已废，则供饩羊亦属多余之举，不如省去。孔夫子则认为，虽然告朔之礼已废，但保留饩羊至少可以提醒人们此礼之存在，日后或可恢复——"我爱其礼"。

此处之分歧，表面上是关于一只羊的去留问题，实质上却涉及对"礼"之本质的不同理解。子贡先生倾向于"实用主义"的礼观——礼之存在，须有其实际功用，若礼已形同虚设，则相关之物亦可废除。孔夫子则倾向于"象征主义"的礼观——礼之存在，不仅在于其实际功用，更在于其象征意义，即使礼已废弛，保留其象征符号（饩羊），仍有其价值。

为什么孔夫子和子贡先生会有这样的分歧？这或许与两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子贡先生之思维，偏重于"效率"和"实效"——这与他善于商贾之才是一致的。一个好的商人，总是追求效率之最大化，去除不必要的浪费。孔夫子之思维，则偏重于"义理"和"象征"——在他看来，礼的价值不在于其实用性，而在于其对人心之教化作用。一只饩羊虽小，却承载着"告朔"之礼的记忆，使后人知道此礼之存在，进而有可能恢复此礼——这就是"我爱其礼"之深意。

此段对话还揭示了子贡先生礼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不盲从，能独立思考。在当时，许多弟子对于礼制问题，往往只是"述而不作"，遵从老师之教导而已。而子贡先生却能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与老师产生分歧——此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在子贡先生的求学生涯中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