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辞、货殖与文明根脉：子贡先生

第二节 孔夫子之因材施教

孔夫子教育弟子，最大之特点在于"因材施教"。《论语·先进》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此四科之分，即因材施教之明证。每位弟子的才能不同，孔夫子对每位弟子的教导方式亦不同。

对于子贡先生，孔夫子之教导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多以诘问启发。

孔夫子对子贡先生，极少做长篇大论的讲授，而多以短小精悍的诘问来启发其思考。例如：

《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此处，孔夫子并不直接否定子贡先生之说，而是在肯定其说之后，引导他看到更高的境界。"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消极的防守——不谄、不骄——是在做减法；"贫而乐，富而好礼"则是积极的建设——乐、好礼——是在做加法。孔夫子以此引导子贡先生从"不做什么"的层次提升到"做什么"的层次。

子贡先生闻此言后，立即联想到《诗经》的句子，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夫子大悦，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此处之妙，在于子贡先生之"闻一知二"得到了充分之体现：他从孔夫子关于"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教诲中，联想到了《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句子——"切磋琢磨"正是不断提升、精益求精之义，与孔夫子"从不做到做"之教导一脉相通。更妙的是，子贡先生引的恰恰是《卫风》之诗——他的家乡之诗——这不仅是学问上的融会贯通，更是情感上的深层共鸣。

孔夫子之所以大悦，并说"始可与言《诗》已矣"，是因为子贡先生展现了一种珍贵的能力——"告诸往而知来者"——从已知之理推导出未知之理。此正是子贡先生之"闻一知二"的才能在实际对话中的精彩呈现。

第二，多以比较激发。

孔夫子对子贡先生之教导，常用比较之法。将子贡先生与其他弟子做比较，或将不同的概念做比较，以此激发子贡先生之思考。

《论语·公冶长》载孔夫子评子贡曰："瑚琏也。"子贡问曰："何器也？"子曰："瑚琏也。"

此段对话极为简洁，却寓意深远。"瑚琏"者，宗庙中盛黍稷之贵重礼器也。孔夫子以"瑚琏"喻子贡先生，是极高之评价——言其为国之重器，有用于宗庙社稷之才。然此评价之中，亦含有微妙之限定：瑚琏虽为贵器，终是"器"也。而孔夫子曾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器者，有限定之用途者也；不器者，无限定之用途者也。以"瑚琏"喻子贡先生，是否意味着孔夫子认为子贡先生虽才华横溢，却仍有所局限？

此问题颇值深思。为什么孔夫子要用"器"来形容子贡先生，而在另一处却说"君子不器"？

一种解释是：孔夫子对子贡先生之评价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子贡先生求学之初，孔夫子以"瑚琏"期许之，是肯定其才能而引导其方向；而"君子不器"之说，则是对所有弟子的共同期望——最终的目标是超越"器"的局限，达到"不器"的境界。此两说并不矛盾，而是反映了教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另一种解释是："器"与"不器"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下之分，而是不同类型之人才的不同特征。子贡先生之才，在于"用"——能用于言语，能用于外交，能用于商贾，能用于政事——此正是"器"之特征。而颜回先生之德，在于"体"——体认天道，涵养性情，内圣而不必外王——此近于"不器"之境界。两种人才，各有其价值，不可偏废。

第三，多以直言相对。

孔夫子对子贡先生，向来不假辞色，直言其不足。此与对颜回先生之温和赞许形成鲜明对比。

《论语·宪问》载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方人"者，品评他人也。子贡先生好品评他人，这是他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大毛病。孔夫子对此直言批评："赐啊，你自己就很贤明吗？我可没有这个闲工夫去品评别人。"此言之直率，近乎"不给面子"。然孔夫子之所以如此直言，正是因为他深知子贡先生之性格——子贡先生的聪明过人，使他容易陷入"品评他人"的习惯，而此习惯若不加以克制，则会成为修身之障碍。

为什么"方人"是一个需要克制的习惯？《论语·卫灵公》载孔夫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品评他人，本质上是将目光投向外部，而非投向内部。一个人若总是在品评他人的长短得失，就容易忽视对自身的修养与反省。孔夫子之所以说"夫我则不暇"，正是要以身作则，告诉子贡先生：与其花时间品评他人，不如花时间修养自身。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子贡先生之"方人"，并非全是缺点。他对人物的品评，往往极为精到，这正是他"知人"之明的体现。一个不善于品评他人的人，在外交和政治领域中，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孔夫子之批评，并非要子贡先生放弃"知人"之能，而是要他在"知人"的同时不忘"知己"——将品评他人的目光，也投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