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辞、货殖与文明根脉：子贡先生

第四节 一石数鸟

综观子贡先生之出使，可谓一石数鸟：

其一，存鲁——鲁国之危解除。 其二，乱齐——齐国因伐吴而内耗，田常之篡权计划受到干扰。 其三，破吴——吴国北上伐齐，虽取得一时之胜，然国力大损。 其四，霸越——越国趁吴国空虚而崛起，最终灭吴。 其五，强晋——晋国因预做战备而在后来的格局中保持了强势地位。

此种一举数得之外交策略，在先秦历史上堪称绝响。子贡先生以一人之言语，改变了五个国家之命运——此非虚言也。

《左传·哀公七年》至《左传·哀公十一年》之间的记载，可以印证子贡先生出使之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动：齐国与吴国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艾陵之战），吴国获胜但国力大损，越国随后趁势崛起，最终在数年后灭吴——此一系列连锁反应，正是子贡先生外交布局之结果。

为什么子贡先生能够做到这一切？

第一，他有超越一国之利的全局观。一般的外交家只为本国谋利，而子贡先生的眼界远超于此——他看到的是整个"天下"之格局。此种全局观，源于孔夫子"天下为公"之教育。

第二，他有深刻的人性洞察力。他能准确判断田常之私心、吴王之野心、越王之忍耐、晋国之戒备——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心理状态，他都有精准之把握。此即他"知人"之明。

第三，他有高超的言语技巧。在不同的对象面前，他使用不同的说辞，采取不同的策略——此即"因人施教"在外交领域中的运用。

第四，他有冷静的理性分析能力。"亿则屡中"之才，使他能够准确预判事态之发展方向，从而做出最优之决策。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子贡先生之外交活动，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功，然从长远来看，其结果未必完全符合孔夫子之理想。孔夫子之理想，是"礼乐大行"，是天下太平；而子贡先生之外交，虽保全了鲁国，却也加剧了诸国之间的冲突与仇杀——"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之中，"乱"与"破"二字，未免带有纵横家之气味，与儒家之"仁义"理想有一定之距离。

此处引出一个深层的问题：在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中，如何坚持仁义之道？若完全不用权谋，则鲁国将亡；若全用权谋，则仁义将废。子贡先生之外交，或许正是在此两难之间所做的一种艰难平衡——他以权谋之手段，实现仁义之目的（保全鲁国）——此即"以权行道"之实践。

此种实践是否合乎孔夫子之道？孔夫子对管仲先生之评价或可参照：管仲先生虽有不义之举（不殉公子纠），然其"一匡天下"之功却被孔夫子称为"仁"。同理，子贡先生虽用权谋之术，然其保全父母之邦之功，亦可谓"仁"之大者。

《论语·宪问》载孔夫子评管仲先生之言，可以视为对此种"以权行道"之实践的间接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注意，孔夫子用的是"赐"字——"民到于今受其赐"——而子贡先生之名也恰恰是"赐"。此巧合或许并无深意，然亦不失为一种有趣之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