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辞、货殖与文明根脉：子贡先生

第三节 货殖与仁义

子贡先生之"善货殖"，引出一个先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商业活动与仁义道德的关系。

在先秦思想中，对商业活动之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先秦之人深知商业之重要——"通财货"是社会正常运转之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先秦之人亦警惕商业之弊——过度追逐利润可能导致道德之败坏。

孔夫子对此的态度，可以从以下几段话中窥见：

《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述而》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学而》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

此三段话，表面上看似乎对"利"持批评态度。然仔细分析可知，孔夫子批评的不是"利"本身，而是"唯利是图"——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此非说君子不可言利，而是说君子以"义"为先、以"利"为后。"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此言甚至表明，如果正当地致富是可能的，孔夫子也愿意去做——只要此"求富"不违背"义"。

在此思想框架下，子贡先生之"善货殖"，若能做到以"义"为先、以"利"为后，则完全合乎孔夫子之道。事实上，先秦典籍中关于子贡先生之记载，从未提及他有任何不义之经商行为。他的致富，是凭借自身之智慧与判断力（"亿则屡中"），而非凭借欺诈与压榨——此种致富方式，在孔夫子之道中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子贡先生将他的财富用于"义"之目的：他用财富来接济贫困之人，用财富来支持孔夫子之教育事业，用财富来资助外交活动。《论语·雍也》载子贡问孔夫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此问之中，已可见子贡先生"以财行仁"之志向。

孔夫子对此问的回答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这岂止是仁，简直是圣了！尧舜恐怕都做不到。此回答之深意在于：子贡先生之志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虽极其崇高，然在现实中极难实现。孔夫子并未否定此志向之价值，而是指出其实现之艰难，并进一步指出实现"仁"之更切实可行的路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者，自己想站得住就也帮别人站得住，自己想通达就也帮别人通达。能从身边之事做起，这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此处之教导，对于"善货殖"之子贡先生而言，意义尤为深远：不必追求"博施于民"那样宏大而遥远的目标，从身边之人开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以财行仁"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