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君臣之道与仁义权变深度探究

第十章 事君之道——"勿欺也，而犯之"

第一节 章句原文与疏解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先生问怎样侍奉君主。夫子的回答极为简洁：不要欺骗他，但要直言犯谏。

这七个字，是夫子对君臣关系的终极定义。

第二节 为什么"勿欺"是第一原则？

"勿欺"——不要欺骗君主。这看似是一个最基本的、不言自明的原则。但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欺君"却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

为什么臣子会欺骗君主？原因很多：

其一，为了自保。 当君主昏庸残暴时，说真话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为了保全自身，臣子不得不说假话。

其二，为了升迁。 君主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投其所好，曲意逢迎——这是升官的捷径。

其三，为了掩盖。 自己犯了错误，不敢向君主报告，只好用谎言来掩饰。

其四，为了"大局"。 有时候臣子认为真相会引起君主的恐慌或错误决策，出于"保护大局"的考虑，选择隐瞒或歪曲真相。

这四种原因，在春秋时代的政治实践中都有大量的例证。

但夫子认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欺君"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欺"是对"信"的根本否定，而"信"是一切人际关系（包括君臣关系）的基础。**

《论语·颜渊》篇载子贡先生问政，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先生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先生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粮食可以没有，军队可以没有，但"信"不能没有——"民无信不立"。这个"信"，是双向的：人民对政府有信任，政府对人民有诚信。同样，在君臣关系中，"信"也是双向的：君主对臣子有信任，臣子对君主有诚信。"勿欺"，正是维护这种双向信任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为什么"犯之"是必要的补充？

"而犯之"——但要直言犯谏。

如果只有"勿欺"而没有"犯之"，那就变成了一种消极的诚实——你不说假话，但你也不说真话。你不欺骗君主，但你也不指出君主的错误。这种沉默的诚实，在实际效果上与欺骗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你知道真相但选择不说，等于是默认了错误。

"犯之"——犯，冒犯也。直言犯谏，就是不怕冒犯君主的权威，勇敢地说出真相，指出君主的错误。

这是一种极为困难的行为。因为"犯上"在任何时代都是危险的——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得罪了君主可能丢掉性命。但夫子认为，这正是臣子的义务所在——如果你不敢直言犯谏，那你做臣子的意义何在？

《尚书·说命上》载殷高宗先生求得傅说先生之后，傅说先生之言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我要做你的磨刀石、你的舟楫、你的甘霖。这正是"犯之"的正面表达——臣子的职责，是帮助君主磨砺自己、渡过难关、解决危机，而不是一味地顺从。

《诗经·大雅·板》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先人有话说：要向割草砍柴的人请教。这说明在上古传统中，即使是最低层的人，也应该有向最高权力者提出建议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节 "勿欺"与"犯之"的辩证关系

"勿欺也，而犯之"——这两句话之间的"而"字，表示转折，更表示递进。

"勿欺"是底线——不说假话。"犯之"是目标——说真话，而且是说让人不爱听的真话。

二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事君之道"：

第一步：不欺骗（消极的诚实）。 第二步：直言犯谏（积极的诚实）。

从逻辑上看，"犯之"已经包含了"勿欺"——如果你敢直言犯谏，你当然不会欺骗。那夫子为什么还要先说"勿欺"？

因为"勿欺"与"犯之"虽然都属于"诚实"的范畴，但它们面对的困难是不同的。"勿欺"的困难在于克制利己之心——你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敢说真话。"犯之"的困难在于克服畏惧之心——你害怕冒犯君主而不敢说真话。

这两种困难有时候是交织在一起的（你不说真话既是为了自保也是因为害怕），但有时候也是分开的。有些臣子不欺骗君主（在被问到的时候如实回答），但也不主动犯谏（在没有被问到的时候选择沉默）——这就是做到了"勿欺"但没有做到"犯之"。

夫子认为，仅仅做到"勿欺"是不够的。一个好的臣子，不仅要在被问到的时候说真话，还要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主动站出来指出——即使这意味着冒犯君主。

第五节 此章与"陈成子弑简公"一章的呼应

此章紧接在"陈成子弑简公"一章之后，这不是偶然的。

在"陈成子弑简公"一章中，夫子以身作则地示范了"犯之"的精神——他向鲁哀公先生直言请求讨伐弑君者，即使他知道这个请求很可能被拒绝。他去找三桓，即使他知道三桓不会同意。他没有欺骗任何人，也没有回避任何困难。

紧接着，子路先生问"事君"之道，夫子的回答——"勿欺也，而犯之"——正是对自己刚才行为的理论总结。

你问我怎样侍奉君主？你刚刚看到了——我向哀公直言"请讨之"，这就是"犯之"；我对三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这就是"勿欺"。

第六节 先秦典籍中的"犯谏"传统

"犯谏"（直言犯上的劝谏）在先秦典籍中有丰富的传统。

最著名的是比干先生的故事。《论语·微子》篇载："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比干先生直言劝谏商纣先生，被剖心而死。夫子称之为"仁"——这正是"犯之"的极端形式。

《国语·周语上》载邵穆公先生谏周厉王先生之事。周厉王先生暴虐无道，邵穆公先生劝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水还危险。河水堵塞了会决堤，百姓的嘴堵住了会暴动。所以，治理河水的人要疏导，治理百姓的人要让他们说话。

这正是"犯之"精神在政治制度层面的表达——不仅臣子应该直言犯谏，君主更应该创造一个让臣子敢于直言的环境。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子产先生之言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我让百姓们自由讨论政事。他们赞成的，我就推行；他们批评的，我就改正。他们是我的老师。子产先生不毁乡校，正是"犯之"精神在一个开明政治家身上的体现。

第七节 "勿欺"与"犯之"在道家思想中的回响

虽然道家思想通常被认为是"消极避世"的，但在"真诚"这一点上，道家与儒家有着深刻的共鸣。

《老子》第十八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当大道废弃了，才需要讲仁义；当智巧出现了，才有了大伪。老子先生批评的正是"伪"——虚伪、欺骗。这与夫子的"勿欺"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庄子·渔父》篇载："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真"的重要性，在庄子先生这里被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精诚之至"。只有真诚到极点，才能感动人。勉强的哭泣虽然看似悲伤，但不感人；勉强的愤怒虽然看似威严，但不服人。

夫子的"勿欺也，而犯之"，正是要求臣子以"真"的态度来面对君主——不做作，不虚伪，不隐瞒，不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