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君臣之道与仁义权变深度探究

第四章 管仲之仁——超越个人忠义的天下担当（上）

第一节 子路之问：忠义的困境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路先生的问题，直截了当，一如其人。

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先生）是兄弟，都是齐僖公先生之子。齐国内乱，二人分别出奔。公子纠奔鲁，管仲先生和召忽先生（另作"召忽"）随行辅佐；公子小白奔莒，鲍叔牙先生随行辅佐。后来齐国人迎立小白为君，公子纠被杀。在这个过程中，召忽先生殉死（为公子纠而死），而管仲先生没有死，反而接受了齐桓公先生的任命，成为齐国的宰相。

子路先生的困惑是完全合理的：按照当时的伦理标准，**一个臣子，他的主公被杀了，他应该殉死以示忠贞。**召忽先生做到了，管仲先生没有做到。不仅没有殉死，还去辅佐杀死自己主公的人——这难道不是不仁吗？

这个问题，涉及先秦思想中最核心的伦理难题之一：当个人忠义与天下大义发生冲突时，应该以何者为先？

第二节 召忽之死——"谅"的典范

在讨论管仲先生的"不死"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召忽先生的"死"。

《管子·大匡》篇详细记载了召忽先生殉死的经过。召忽先生在公子纠被杀之前，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对管仲先生说："子之于纠也，辅之；我之于纠也，保之也。辅之者可以不死，保之者不可以不死。"

这段话极为重要。召忽先生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臣属关系："辅之"与"保之"。"辅之"者，是作为谋臣来辅佐的，他的职责是出谋划策，使主公成就大业；"保之"者，是作为近侍来护卫的，他的职责是以身相许，与主公同生同死。

在召忽先生的理解中，管仲先生是"辅"纠的，所以可以不死——因为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才能，你死了，才能也就没了；而自己是"保"纠的，所以必须死——因为你的价值就在于你的忠诚，主公死了你不死，忠诚也就没了。

这一区分，体现了极为精细的伦理思考。但夫子后来在回答子贡先生的问题时，把召忽先生这种行为归入了"匹夫匹妇之为谅"的范畴——这是否是对召忽先生的否定？

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先注意一点：召忽先生的殉死，在当时的社会中是被广泛认可和赞扬的。《诗经·秦风·黄鸟》（虽然讲的是秦穆公先生的殉葬者，但反映了当时的殉死文化）云："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人们为殉死者感到惋惜，但并不否定殉死行为本身的价值。

在上古的生死观中，殉死是一种极为崇高的行为。它源自一种深层的信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存活的长度，而在于所忠诚的对象。**当你所忠诚的对象不存在了，你的存活也就失去了意义。

《礼记·檀弓上》载曾子先生之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死亡使一切言行获得了终极的真实性——在死亡面前，没有人会说假话。召忽先生的殉死，正是他对公子纠之忠诚的终极证明。

第三节 管仲先生的"不死"——一个惊世骇俗的选择

管仲先生选择了不死。不仅不死，还接受了齐桓公先生的任命，成为杀害自己旧主之人的宰相。

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等于是一个武将在主帅战死后投降了敌人，还成为了敌人的参谋长——在任何时代，这都会被视为极大的耻辱。

那么，管仲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

《管子·大匡》篇中，管仲先生自己的解释是："吾闻之：'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其君，是为不忠；已没而不能死，是为不义。'然则吾之事纠，非不忠也；不死而又相桓公，非不义也。吾不死纠而利天下之民，是吾之忠也。"

这段话的逻辑是：我辅佐公子纠时已经尽了全力（不是不忠）；我现在不死而去辅佐桓公，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因为我可以利天下之民——这才是更大的忠。

管仲先生在这里做了一个革命性的伦理判断："忠"的对象，不应该局限于一个人（主公），而应该扩展到天下万民。

这一判断，与夫子的评价完全吻合。夫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先生的"仁"，不在于他是否为公子纠殉死，而在于他辅佐齐桓公先生实现了天下太平。

第四节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仁的历史内涵

"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八个字，需要仔细解读。

"九合诸侯"——齐桓公先生在管仲先生的辅佐下，九次（"九"或为虚数，表示多次）会合天下诸侯。这些会盟包括：

• 北杏之会（《左传·庄公十三年》）
• 柯之会（《左传·庄公十三年》载曹沫劫齐桓公先生之事）
• 幽之盟（《左传·庄公十六年》）
• 鄄之会
• 洮之会
• 葵丘之盟（《左传·僖公九年》）
• 等等

这些会盟的主要内容，都是协调诸侯间的矛盾、维护天下的秩序。

"不以兵车"——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在春秋时代，诸侯会盟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兵车"，即通过军事征伐来迫使别人参加会盟；另一种是"不以兵车"，即通过道义感召来赢得别人的自愿参与。齐桓公先生的大部分会盟，都是"不以兵车"的——这意味着诸侯们是自愿来参加的，是被齐国的德望和管仲先生的外交智慧所感召的。

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

因为在先秦的政治伦理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境界，"以德服人"是最高的政治理想。

《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先生之言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齐桓公先生虽然只是"霸"（以力假仁），但他"不以兵车"的做法，已经接近于"以德服人"的境界。这正是夫子称之为"正"、称管仲先生为"仁"的原因。

"管仲之力也"——夫子将这一切功绩归于管仲先生，而不是归于齐桓公先生本人。这一判断本身就意味深长：它意味着夫子认为，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是君主，而是辅佐君主的贤臣。管仲先生以一人之智、一人之力，改变了天下的格局——这就是"仁"。

第五节 "如其仁！如其仁！"——一个感叹号的重量

"如其仁！如其仁！"——这个感叹号（在古文中以重复来表示强调）的重量是难以估量的。

在整部《论语》中，夫子几乎从不轻易许人以"仁"。颜回先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注意，只是"三月"，不是永远。冉雍先生，"雍也，可使南面"（《论语·雍也》），但夫子也没有直接说他"仁"。子路先生、子贡先生，更是被夫子明确否定了"仁"的资格（"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

然而，对于管仲先生——一个在个人品行上有明显瑕疵的人（"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夫子竟然两次说出"如其仁"！

为什么？

这就涉及夫子对"仁"的最深层理解。

在夫子的思想中，"仁"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概念。它至少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个人品德之仁。 这是"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的层次——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合乎礼制。管仲先生在这个层次上是有缺陷的——他的器量不大，他不完全遵守礼制。

第二层次：人际关系之仁。 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层次——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同理心和善意。管仲先生在这个层次上也有缺陷——他没有为旧主殉死，这在人际忠义的维度上是有亏的。

第三层次：天下苍生之仁。 这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层次——惠及天下所有人。管仲先生在这个层次上，是当之无愧的"仁者"——他辅佐齐桓公先生，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使天下免于战乱，使万民受其恩泽。

夫子的"如其仁"，是在第三层次上做出的判断。在夫子看来，当个人品德之仁与天下苍生之仁发生冲突时，天下苍生之仁是更高的。

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判断。它意味着："仁"的最高境界，不是个人的完美，而是对天下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