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君臣之道与仁义权变深度探究
本文聚焦《论语·宪问》中关于臧武仲、管仲、卫灵公等核心政论章句,从先秦儒学视角出发,剖析孔子在君臣关系、霸王之辨及仁义取舍上的深刻见解,尤其探讨“行为之难”与“仁之本质”的鸿沟。

第三章 谲正之辨——齐桓晋文的霸业品格
第一节 章句原文与疏解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这一章极为简洁,却蕴含了夫子对于春秋两大霸主的总体评价。"谲",诡诈也;"正",光明正大也。晋文公先生诡诈而不光明正大,齐桓公先生光明正大而不诡诈。
乍看之下,这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对比。但深入追问,几乎每一个字都需要仔细辨析。
第二节 为什么齐桓公先生被称为"正"?
齐桓公先生(公子小白),姜姓,吕氏,名小白。他的即位过程,就已经不是完全"正"的——他与公子纠争位,管仲先生曾代表公子纠一方射了他一箭(射中带钩,未死)。此后他抢先回到齐国即位,并迫使鲁国杀死了公子纠。这个过程中,不能说没有权谋的成分。
那么,夫子为什么还称他为"正"?
这就需要考察齐桓公先生即位之后的霸业历程。
《左传·僖公四年》载,齐桓公先生率诸侯伐楚,楚国使者问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先生答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这段对话极为关键。齐国伐楚的理由是什么?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楚国没有向周天子进贡包茅(用于祭祀滤酒的植物),导致王室的祭祀无法正常进行。同时还追问周昭王先生南征楚地而不得返还之事。
这两条理由,都是以"尊王"为旗号的。齐桓公先生伐楚,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
《左传·僖公九年》载葵丘之盟,齐桓公先生主持诸侯会盟,盟约内容包括:"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又载盟辞曰:"毋壅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这些盟约条款,都是关于维护诸侯间的和平秩序与宗法伦理的。
《国语·齐语》载管仲先生辅佐齐桓公先生的治国方略,其核心理念是:"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参其国而伍其鄙""作内政而寄军令"——这是一套完整的、有条理的治国体系。
综合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出齐桓公先生之"正"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尊王攘夷的旗号是堂堂正正的。 他以维护周天子权威为号召,以抵御戎狄楚蛮的入侵为使命,这是一种"大义"。
其二,外交方式是公开透明的。 他通过会盟的方式来协调诸侯关系,而不是通过阴谋诡计来分化瓦解。
其三,治国方略是有制度、有规矩的。 管仲先生的改革,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套可持续的制度建设。
其四,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这是后面章节中特别强调的——齐桓公先生九次会合诸侯,大多不是通过军事征伐,而是通过道义感召和外交斡旋。这在春秋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孟子·告子下》载孟子先生之言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先生对五霸总体上持批评态度,但即使在这种批评中,齐桓公先生也被认为是五霸中最具正当性的一位。这与夫子的判断是一致的。
第三节 为什么晋文公先生被称为"谲"?
晋文公先生(重耳),姬姓,名重耳。他的人生经历极为曲折——在外流亡十九年,历经磨难,最终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即位。
他之所以被夫子称为"谲",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城濮之战。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详细记载了城濮之战的全过程。其中最著名的情节就是"退避三舍"。晋文公先生在流亡时曾受到楚成王先生的礼遇,他承诺:"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后来城濮之战爆发,晋军果然退避三舍(九十里)。
表面上看,这是"信"的表现——他履行了当年的承诺。但从军事角度看,退避三舍实际上是一种诱敌深入的战术——让楚军骄傲轻敌,然后在有利地形上予以反击。
更关键的是城濮之战后的外交操作。《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晋文公先生在战胜楚国之后,召周天子前来"践土之盟"。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把周天子召来了。
在周代的礼制中,天子是不应该被诸侯"召"来的。《春秋经》对此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用"天子出狩"来掩饰天子被诸侯召至会场的事实。《左传》直言:"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夫子自己的评价就在这里——"以臣召君,不可以训"。这正是"谲而不正"的最鲜明体现:
- 你说你要尊王,但你把天子当作工具来使用。
- 你说你要退避三舍以示守信,但退避三舍本身就是军事计谋。
- 你说你要维护诸侯秩序,但你通过控制天子来确立自己的霸权。
名义上的每一步都是"正"的(尊王、守信、维持秩序),但实际操作的每一步都是"谲"的(利用天子、诱敌深入、以战争确立霸权)。这就是"谲而不正"。
第四节 "谲"与"正"的政治哲学
为什么夫子要把"谲"与"正"对举?这不仅仅是对两个历史人物的品评,更是对两种根本性的政治路线的辨析。
"正"的政治学,是内外一致的政治学。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手段就应该与之匹配。你说你要维护天下秩序,那你的行为方式本身就应该是有秩序的、合乎礼制的。齐桓公先生的霸业,虽然也有权力的算计,但在大方向上是"尊王攘夷",而且主要通过会盟(外交)而非战争来实现。
"谲"的政治学,是目的与手段分裂的政治学。 你嘴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你用"正"的名义来行"谲"的实事。晋文公先生的霸业,在目的上也是维护诸侯秩序,但在手段上充满了权谋和诡诈。
这两种政治路线,在后来的先秦思想中有了更系统的理论表述。
《荀子·王霸》篇载荀子先生之论曰:"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以义治国者可以称王,以信治国者可以称霸,以权谋治国者终将灭亡。齐桓公先生以"信"立霸,大致符合"信立而霸"的描述;晋文公先生以"谲"行霸,则已经接近于"权谋"的范畴,虽然尚未到"亡"的地步,但其政治品格的级别已经低了一等。
《老子》第十七章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最好的治理者,人民只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其次的,人民亲近而赞美他;再其次的,人民畏惧他;最差的,人民鄙视他。"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当统治者自己的诚信不够时,人民对他也就不会有诚信。
晋文公先生的"谲",正是"信不足"的表现。他的每一个"正"的表态,都被他自己的"谲"的行为所消解。长此以往,诸侯们对他的"尊王"旗号也就不再当真了——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所谓"尊王"不过是谋霸的工具。
而齐桓公先生的"正",虽然也不是纯粹无私的(他毕竟也是在谋霸),但至少在"名"与"实"之间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本身,就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它让诸侯们愿意追随,让天下百姓感到安心。
第五节 从上古"正"的观念看齐桓之霸
"正"字在上古文化中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说文解字》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许慎先生的解释虽然是后世之作,但"正"字的甲骨文字形——从"口"(方国、城邑)从"止"(足,征行)——已经透露出其本义:正者,征也,向着一个目标直行。
《尚书·洪范》载箕子先生之言曰:"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正"的最高政治表达——不偏不倚,正大光明,坦坦荡荡。
齐桓公先生的霸业,虽然不能完全达到"王道"的高度,但在"霸道"的范畴内,他确实是最接近"正"的一位。他的"尊王攘夷",有理有据;他的"九合诸侯",以德服人(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他的治国方略,有制度有章法。
而晋文公先生的"谲",则让我们想到《周易·坎卦》的卦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坎者,险也,陷也。"习坎"——重重险陷。晋文公先生一生颠沛流离,历经险难,这些经历铸造了他善于在险境中求存的能力——也就是"谲"的能力。但"谲"是一种在险境中不得已的生存策略,不应该成为治国的常态。
《周易·系辞下》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的道理是相通的,只是实现的途径各有不同。齐桓公先生选择了"正"的途径,晋文公先生选择了"谲"的途径,最终都实现了霸业。但夫子显然认为,"正"的途径在道德上是更高的。
第六节 "谲"与"正"对后世政治的影响
这里必须追问一个问题:夫子为什么要在这个语境中对比齐桓公先生与晋文公先生?
从前后文的脉络来看,这一章紧接在臧武仲先生"要君"一章之后。臧武仲先生的问题,是"以势力迫君"——这是一种"谲"而非"正"的行为。从个人层面的"要君",上升到霸主层面的"谲正之辨",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递进。
而接下来的章节,就是关于管仲先生的"仁"——管仲先生正是齐桓公先生的股肱之臣。因此,"齐桓公正而不谲"一章,实际上是为讨论管仲先生之"仁"做铺垫的:正是因为齐桓公先生的霸业是"正"的,管仲先生辅佐齐桓公先生才能被评价为"仁";如果齐桓公先生像晋文公先生那样"谲而不正",那管仲先生的作为也就要打折扣了。
《管子·形势》篇云:"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管仲先生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好为天下"的人。而他之所以能"好为天下",是因为齐桓公先生的"正"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如果我们将这个逻辑再推进一步:夫子自己,不也是一个"好为天下"的人吗?他一生周游列国,寻找一个"正"的君主来辅佐,最终未能如愿。管仲先生的幸运,在于他遇到了齐桓公先生这样一个"正"的君主;夫子的不幸,在于他生活在一个"谲"的时代,找不到一个值得辅佐的明君。
这一层意味,使得"谲正之辨"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品评,而是带有了深沉的时代感慨和个人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