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解蔽》：论道之全体、认知局限与不蔽之福

第三章 墨子先生之蔽：蔽于用而不知文

第一节 "用"之思想的兴起与墨家的核心关怀

"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

这是荀子先生对墨子先生及墨家学派的根本批评。要理解这一批评，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墨家"用"的思想。

墨子先生之学，兴起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相传墨子先生"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后别立一家。墨子先生之所以与儒家分道扬镳，核心原因之一便在于他对"用"的高度重视。

在墨子先生看来，一切思想主张和社会制度都应该以其"实用"为检验标准。凡是有用的，即是好的；凡是无用的，即是应该废弃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墨子先生的全部学说。

墨子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作为判断言论是否正确的标准：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此处的第三表——"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最为关键。一种言论是否正确，最终的检验标准是它应用于政治实践后是否有利于国家百姓。此即"用"之标准。

这种"用"的标准，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精神。它拒绝空谈玄理，要求思想服务于实际生活，注重具体的社会效果——这在百家争鸣的时代确实是一种可贵的务实态度。

然而，墨子先生将"用"提升为唯一的、至高的标准，便产生了问题。他以"用"为尺度去衡量一切，于是得出了一系列在儒家看来极为偏激的结论。

最典型的是"非乐"。墨子先生认为音乐没有实际用处——它不能让人吃饱、穿暖、安居，反而浪费人力物力——因此应该废除。《墨子·非乐上》中，墨子先生详细论证了音乐之害：制作乐器耗费木材和金属，演奏音乐耗费人力和时间，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生产衣食住行的必需品。因此，"为乐非也"。

又如"节葬"。墨子先生认为儒家倡导的厚葬久丧既浪费财物，又损害人的身体，对死者毫无益处，因此应该简化丧葬礼仪。"节葬"的核心考量，也是从"用"的角度出发的——厚葬有什么用？对活人没用，对死人也没用，那还搞它做什么？

再如"节用"。墨子先生反对一切不必要的消费和装饰，主张生活尽量简朴。宫室只要能够遮风挡雨就够了，衣服只要能够御寒就够了，食物只要能够充饥就够了——超出实际需要的一切花费，都是浪费。

第二节 何谓"不知文"——"文"之多重意涵

荀子先生批评墨子先生"不知文"。那么，"文"在此处是什么意思？

"文"字在先秦语境中有极为丰富的含义，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文"为纹饰、纹理。 "文"字的甲骨文字形，像一个人胸口有纹身的样子。上古先民以纹身为美，纹身的图案和颜色即是"文"。由此引申，一切有纹理、有图案、有装饰的事物都可以称为"文"。与之相对的是"质"——朴素无饰的本体。《论语·雍也》中，孔子先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处"文"与"质"相对，"文"指的是外在的修饰和教养。

其二，"文"为文化、教化。 周代社会高度重视礼乐教化，而礼乐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仪式、音乐、服饰、器物、等级秩序——都是"文"的体现。《周易·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明确区分了"天文"（自然界的纹理秩序）和"人文"（人类社会的文化秩序），并指出"人文"的功能在于"化成天下"——通过文化来教化天下，实现社会和谐。

其三，"文"为文采、华彩。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之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言辞如果没有文采，就不能广泛传播。这里的"文"指的是语言的美感和感染力。

其四，"文"为礼文、典制。 "文"还特指具体的礼仪制度和典章文献。周公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秩序，这套秩序的具体形式就是"文"。孔子先生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此"文"即指周代的礼仪典制之美。

综合以上几层含义，荀子先生所说墨子先生"不知文"，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批评：

第一，墨子先生不理解外在修饰的价值。在墨子先生看来，一切不直接服务于实际功能的修饰都是浪费。然而，"文"作为纹饰，其价值不在于实用功能，而在于审美和象征——它表达了人对美的追求、对身份的标识、对秩序的建构。这些价值不能用"有用无用"来衡量。

第二，墨子先生不理解礼乐教化的深层意义。礼乐的直接功能确实不像衣食住行那样明显，但礼乐的间接功能——凝聚社会、陶冶性情、维护秩序、传承文明——却是任何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墨子先生只看到了礼乐的直接成本（耗费资源），却忽略了礼乐的间接效益（社会凝聚力）。

第三，墨子先生不理解人不仅是功能性存在，更是文化性存在。人活着不仅需要衣食住行，还需要审美、情感、意义、尊严。一个只满足了实际需要而完全没有文化生活的社会，即使物质丰富，也是荒凉贫乏的。

对于这一点，孔子先生有过非常深刻的论述。《论语·阳货》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段对话表明，即使是在治理一个小小的县城时，音乐教化也是重要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音乐不是无用的消遣，而是教化人心的重要工具。子游先生深得孔子先生之教，故而以弦歌治武城。

又《论语·泰伯》中，孔子先生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句话勾勒了人格养成的完整路径：从诗歌中获得情感的激发（"兴于诗"），在礼仪中确立行为的规范（"立于礼"），在音乐中达到人格的圆满（"成于乐"）。如果按照墨子先生"非乐"的主张废除音乐，人格养成的最后一环便缺失了，人的精神发展便成为残缺不全的。

第三节 "由用谓之道，尽利矣"——一隅之见的局限

"由用谓之道，尽利矣。"

这是荀子先生对墨家之蔽的总结。"由用谓之道"——从"用"的角度来定义道。"尽利矣"——就只剩下"利"了。

"利"字在此处有双重含义。其一，"利"指功利，即实际的好处和效益。其二，"利"暗含着"仅此而已"的意味——道如果只被理解为"用"，那它就仅仅成了一个功利计算的工具，而丧失了文化、教化、审美等更高层面的意涵。

那么，为什么"尽利"是一种局限？为什么不能以"利"为道之全体？

这需要从道的整全性来理解。道是"体常而尽变"的，它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功利只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方面——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人除了追求功利之外，还追求美（审美需求）、追求善（道德需求）、追求真（认知需求）、追求超越（精神需求）。一个只知功利而不知其余的思想体系，必然无法回应人类生活的全部需求。

更深层地看，"尽利"还会导致一个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治理完全以功利为导向，那么一切不直接产生物质效益的活动——教育、文化、礼仪、祭祀——都会被视为浪费而加以削减。短期来看，这或许能够集中资源、提高效率；但长期来看，这会导致社会的文化凝聚力瓦解、道德底线崩溃、人心离散、国本动摇。

《礼记·乐记》中有一段话，深刻揭示了"文"的不可或缺性：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礼乐不是人为的装饰品，而是天地之和与天地之序在人间社会的体现。废除礼乐，就等于切断了人间社会与天地秩序的联系，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只有功利计算而没有精神归宿的荒漠。

荀子先生在《乐论》篇中对墨子先生的"非乐"主张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反驳：

"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

荀子先生指出，音乐不是可有可无的消遣，而是人情之所必需。人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必然要通过声音和行动来表达。如果没有正当的表达渠道（即礼乐），这些情感就会以混乱的方式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荡。先王制定雅乐，正是为了引导人的情感，使之有序而不乱。

这段论述可谓精当。它揭示了"文"的一个核心功能：文不是加在人性之上的外在装饰，而是人性表达自身的必要形式。人需要"文"，就像水需要河道——水如果没有河道的引导，就会泛滥成灾；人的情感如果没有礼乐的引导，也会混乱失序。墨子先生只看到河道占用了土地（"耗费资源"），却没有看到河道引导水流的不可或缺的功能——这就是"蔽于用而不知文"。

第四节 上古文化中"文"之地位——从神话到礼制

要更深入地理解为何墨子先生"不知文"是一种严重的缺失，我们需要回溯上古文化中"文"的核心地位。

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文"始终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

传说伏羲画八卦，这是最早的"文"——以简单的阴阳符号来表征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八卦之"文"不是无用的装饰，而是人类认知宇宙的基本工具。没有这种符号性的"文"，人类就无法系统地把握自然界的规律，也就无法发展出文明。

传说黄帝之世，仓颉造字。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文字也是"文"——它以特定的符号来记录语言、传递信息、保存知识。没有文字之"文"，人类的知识就无法积累和传承，文明就无法持续发展。

传说舜帝以"文德"服天下。《尚书·舜典》记载："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舜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圣王，不是因为他有多少物质财富可以分配（"用"），而是因为他有崇高的"文德"可以感化人心。这种"文德"的力量，远非功利计算所能企及。

又传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文明的基础。《左传·文公十八年》载季文子之言："先君周公制周礼。"周公的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文明最辉煌的成就之一。这套制度不仅包含了政治制度（官制、封建制度等），还包含了社会规范（冠婚丧祭等礼仪）和精神文化（诗歌、音乐、舞蹈等）。孔子先生对此推崇备至，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由此可见，在上古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文"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文明的核心要素。没有"文"，就没有文明——"文明"这个词本身就以"文"为首。墨子先生"不知文"，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定了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将人类社会简化为一个只有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功利机器。

荀子先生对此的批评，可以用《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话来印证：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礼仪的起源，来自于最简单的饮食活动。然而，即使是最简单的饮食活动，古人也要以一定的仪式来表达对鬼神的敬意。这说明，"文"（仪式、礼节）不是后来附加上去的奢侈品，而是从一开始就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人的饮食与动物的进食之不同，正在于人有"文"而动物没有——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得有规矩、有礼节、有意义。

墨子先生将"文"视为不必要的浪费而加以排斥，实质上是将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面——只要满足了生理需要就够了。这在荀子先生看来，是对人性的严重贬低，也是对文明的严重威胁。

第五节 "用"与"文"的统一——儒家的中道

儒家并非不重视"用"。孔子先生说"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主张学以致用。孟子先生论"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强调物质基础的重要性。荀子先生自己也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可见，儒家完全承认"用"的价值。

然而，儒家反对将"用"作为唯一的标准。在儒家看来，"用"与"文"必须统一。只有"用"而没有"文"，人的生活虽然满足了物质需要，却丧失了精神意义——这是墨家的偏颇。只有"文"而没有"用"，人的生活虽然华美高雅，却脱离了现实基础——这又是另一种偏颇。

孔子先生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正是"用"与"文"统一的最佳表述。"质"近于"用"——朴实、实际、功能性的一面；"文"近于"华"——美观、仪式、象征性的一面。"彬彬"者，配合适当、比例和谐也。君子既不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者（"质胜文则野"），也不是纯粹的形式主义者（"文胜质则史"），而是二者的和谐统一。

此种统一之道，恰恰体现了荀子先生"道者体常而尽变"的思想。道的"常"在于"用"与"文"缺一不可的原则；道的"变"在于"用"与"文"在不同时代、不同情境下的具体配比可以有所调整。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可以适当侧重"用"；在精神贫乏的时代，可以适当侧重"文"。但无论如何调整，都不能完全偏废其中一端。

由此可见，墨子先生的"蔽"不在于他重视"用"——重视"用"本身没有错——而在于他"不知文"，即否定了"文"的价值。这种否定，使得他的思想体系成为了一个残缺的、偏执的系统，无法涵盖人类生活的全部维度。